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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2012年9月刊

期刊名称

出品人: 郏宗培

主编: 龚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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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社
承办: 《艺术世界》杂志社 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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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拍摄一座薄情的城市

2012-09-26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我最近的两部电影,《墙的呢喃》(Mur Murs )和《谎言记录者》(Documenteur ),是对立和互补的,如色彩和阴影,外在和内在。两部电影都表现了同一座城市,洛杉矶。

 
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文 吴亚楠|译
阿涅斯•瓦尔达,著名摄影师、导演、艺术家,曾于 1957 年受邀访华。

阿涅斯•瓦尔达,《墙的呢喃》,ciné-tamaris|图片提供,1980

我最近的两部电影,《墙的呢喃》(Mur Murs )和《谎言记录者》(Documenteur ),是对立和互补的,如色彩和阴影,外在和内在。两部电影都表现了同一座城市,洛杉矶。第一部中,妆点城市墙壁的涂鸦就是城市的真实再现。而另一部则更加 私密,它被告知(私语,并在半明半暗中被呈现)一座城市如何重现我们流放的内景——假如这的确存在过,它又如何被折射我们情绪的面孔所填满。让我们回到 《墙的呢喃》这部纪录片。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城市居民创作的“壁画”,不管他们是否是艺术家。画中的主题是这座城市,它的居民和它的问题。我以略带 疏离的态度,绘制了一幅以这些呢喃的墙为自画像的城市肖像。我们会想到雨果对税务墙的反应:“围住巴黎的城墙造就了一个呢喃的巴黎……”呢喃、嘀咕、抱 怨:《小罗伯特辞典》解释得很清楚,它们都意味着众人的低声抱怨和不满评论。它们是集体性的(政治的?)评判。同样,我很喜欢《墙的呢喃》这个名字(它和 《五至七时的奇奥》(Cléo de 5 à 7)一样,含蓄地掩饰着它的世界)。这些墙不只是在呢喃,它们在呐喊:一面墙在哀鸣,而另一面没有(啊!啊!);一个群体在为它的身份做确认。混杂的、分 裂的身份,因为这样的一个超级都市被各种不同的社群填满,以出身、语言、肤色、生活水准等等划分界限。而另一方面,这是一座著名却不为人知的城市。所有人 重复着陈词滥调,将这个城市当做辉煌的美国主义的伪伊甸园:好莱坞和它昔日的疯狂,贝弗利山庄,那些丑闻中的明星和出生在此的百万富翁。

我们是否能借助巴洛克式的、现代的影像,并通过不断重复的琐碎的单调的批评。例如,这是最愚蠢的都市;没什么可看的;一座为汽车而不是为人修建的城市,压根儿看不见人的存在等等,来拍摄这座声名狼藉的电影麦加之城呢?

这 些论调我已经听过千百遍。但我不同,我喜欢那些不敞开大门的城市,那些薄情的城市,那里有我们必须去发现的居民。真正的洛杉矶人与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典型 人物毫无关系(那只是少数)。很清楚,这些“英裔”(白种人,上溯两代均为 100% 美国人)觉得洛杉矶只为他们而存在。而十年之后,他们将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他们从不离开“英裔”区,大多数甚至没有去过市中心,行政和文化中 心。往东大约 20 公里,有一个“东洛杉矶”,住满了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人。那里通行西班牙语,也说一点英语。在学校里,教师用英语和西班牙语重复每一句话。都说不要孤身一 人去“东洛杉矶”,或者,最好就根本不要去。说这些话的人住在贝莱尔区,莎朗•塔特(Sharon Tate)就是在那里被野蛮杀害的;或者是贝弗利山庄,那里一样有着犯罪、偷盗和强奸。

即使是市长(黑人)布莱德利(Bradley)也只是在 5 年的任期内象征性的过一次河——因为旱灾,这标志着他到过“东洛杉矶”。顺便提一句,少数族群间的关系并不和睦,甚至十分困难。黑人与墨西哥裔并不融洽,而菲律宾人和中国人也有争执。
 
在 少数族群和穷人的聚居区,“壁画”最多。在那里,那些被被否定存在价值和文化身份的人们挥洒着不满、灵感和思想。然而,墨西哥人、非洲人和中国人比美国人 的文化根基深厚得多。在像贝弗利山庄、布伦特伍德区、马里布区的富人区则没有类似的“壁画”,我们可以推断,富人没有什么需要在大街上说的,他们在家里说 完了全部甚至太多的话——精心安排的家庭娱乐中心,让他们不需要城市的墙面去表达。或是一起憧憬。

在拍摄过程中,我在廉租房或是国 家就业办公室分处的墙面上,看见巨人、骷髅、带羽毛的蛇、高速公路、毒品注射器、警察、亚当和夏娃、花与无业游民、人行道上流淌的鲜血和开胸手术,我无意 做社会学研究,也不想整理某个族群的图像词汇表。我只是在拍摄一些人和他们的想象,即使这想象被操纵,或只服务于抵抗的意识形态。我喜欢在街头偶然发现这 些身披羽毛蓄着胡须的骁勇战士、神话中的蛇和像毕加索《战争》中一样愤怒呐喊的女人。我也乐意去结识一些画家,像威利•赫郎(Willie Herron),当他发现自己 16 岁的弟弟被敌对帮派袭击躺在血泊中时,他选择了艺术而不是复仇。在发现那些向年轻的死者致敬的“壁画”后,我同样愿意展开微型调查:它们由帮派的成员绘制 (每年有 500 人死于帮派间的竞争和火并,还不算死于吸毒和绝望的人数);我发现,所有画中的年轻情侣看起来都像 50 年代的成年夫妇——一个戴着软帽的“家伙”和他那头发浓密的“宝贝”!

解释一下,我结识赫郎是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囚犯。在监狱的那些 日子里,他在自己身上纹了一对站着的情侣,从颈后一直到腰间:“荡妇”珍•哈露(Jean Harlow la vamp)(也许是根据一张杂志的照片)依在一个戴着软帽的男人身上。这个纹身(它的主人者大约在那一带很出名)成为表现青少年情侣的样板……从此以后, 人们不断地复制它。肖像从此树立。年轻人毫无异议地绘制它。俗套深入人心,哪怕出于自发。如果说,国家最初希望通过鼓励业余“壁画画家”抵制在廉租房和其 他居民区墙面上的涂鸦,那么实际上它所引发的进程则远远超出了装饰的范畴。

当我带着自己的认同和观察,拍摄那些对各自的城市有独特 表述的人们;当我惊喜地发现,一位有着满头美丽卷发的女面包师以同样自然的态度讲述艺术、压制和墨西哥糕点的时候,我不过和他们一起见证这个我们生活的世 界。在一名走上街头拍摄纪录片的电影工作者和那些在街头为他们的抵抗和梦想找寻形式和色彩的人们之间,甚至有某种亲缘性。(原文发表于 198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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