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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艺术2012年总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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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6_三川文脉,中国精神——“2012文脉中国?超写意架上艺术10+10”暨“徐松特别展”三川当代美术馆学术研讨会精选

2012-07-06    编辑:[陈芳]

当下的世界是大同世界,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回到“过去”(自我圆满的中国传统),也不可能(更不应该)进入西方。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回到最小的真诚的自我,而这个“自我”要能代表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时代,代表世界和历史。这是最好的状态。——吴震寰

文脉中国十年来,我们都是参与者,在国内当代艺术那么热闹的情况下,陈老师可以冷静地思考中国文脉在今天如何实现他的艺术转换的问题,并且一直持续下来,也得到了包括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呼应和帮助,这是一个得道多助的结果。这个“道”符合我们今天的文化,就是如何在世界上以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做出关于文化的思考,中国的文化界、哲学界、思想界也都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大势所趋,我们能够参与其中,也感到非常的欣慰。——周长江

杨劲松发言
 

参展的大部分作者都曾亲历“八五新潮”的美术运动,用“天翻地覆”一词来称那场文化思想的浪潮亦不为过。只是后来的思想实践表明开疆拓土易,深耕细作难。原因正如前面几位老师所谈到的,表面的形式翻新和技能提高,其实与艺术的创造和创新关系不大。创造一定是生活需要而现实又无有可能,就像我们的父辈为了生活发明工具,为了节约把粗粮变着花样做成可口饭菜的道理一样;创新则一定是习惯过于陈腐行为依然刻板的需要,是引水化迂借力消矢之法,当有何以持续与源头活水的诘问。因此,在各种思潮流派轮番被实践和实验过后,每位艺术家无一不在经验思想蜕变的过程中走向自己的精神源头,并且以个人的方式成就了个人对社会的视觉贡献,也成就了艺术家不断拓展思想成果和艺术结晶的作为。——杨劲松

我比较被大家所接受的是鹰的系列,后来我总结,从现实的意义来说,在物质迅猛发展下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内心的挫败感,领导者觉得内心的信仰被动摇,所有的平民都感觉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种不安。我觉得我的鹰好象是阐述了一种在这种挫败感中还希望有一些不屈的精神。从文脉的角度看,我觉得中国古人把艺术当做一种对内心和命运的叙述,对生命的静观,我觉得这个主题更长远一些。——张方白

当我们了解了艺术史,当我们走向世界的另一方做些深入的考察,再回到我们本土,我们会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找不到什么语言形式能够和世界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我们除了模仿和复制,缺少主见和创造。包括我们今天走红的当代艺术,很多已经成为时尚、流行的样式,但是还不能真正成为与自身的文脉形成上下文关系的当代艺术。这些东西纠葛在我内心多年,不能释怀。也许我没有天赋和能力来肩负起创造艺术未来的重任,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去这样思考,就会带来希望。我相信,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都是有这种意识和企图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不敢讲这个展览就是当代的方向,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信念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路。——李路明

在绘画方面,我觉得我应该是自闭的,我觉得绘画是个人的事情,我不在乎有没有观众,甚至无所谓有没有观众。这个导致了我跟外界没什么交流。还有我的题材一直是画这种枯萎的荷叶,我看它可能跟我自己的感觉比较像,我们之间有一些直接的联系。

徐松发言
 

还有就是在绘画方面,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一种实验,就是希望有一个没有设计的过程去画画,我希望没有概念,没有一个预期,没有草图,没有一个预想的画面,直接动手去画,我觉得草图和你的预先预期的概念会让你有一种复制的过程,我不希望有这种复制的过程,我觉得绘画应该是更直接的过程。这个可能有点难,当你拿起笔的时候,你所有的预期都已经存在了,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做到这一点,但我希望朝这个方向做。——徐松

今天,我们很多策展人和艺术家开始关注自身文化的转换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我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在一窝蜂的向传统拿东西的时候,我们给这个时代和世界又带来了什么?这牵涉到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怎么样做得更加深入的问题。

转换不是复古,是更深更高的介入和推进。每个民族的文化史,都是在不断融合、转化中演进的,在“地球村”时代,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在强调文化艺术异质性的同时,“个体经验”恰恰是我们有别于他者的关键问题。个体经验是与生活的环境,文化的场景,还有你生活的社会生态,或者社会背景紧密关联的。我们怎样走得更高?只有从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和艺术本体思考,这样才能使我们拥有更大可能的空间。——葛震

我觉得陈老师提出的这个“文脉中国”,产生的背景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当前中国艺术界。核心是要考虑有没有一个非西方因素的现代性。

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艺术家考虑的问题几乎都是如何转向现代,如何向西方学习,文脉这个概念,不在他们的视野中。在传统的格局中创作的艺术家,我们先不讨论,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就谈现代性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产生的这些问题。

20世纪90年代的“身份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而我觉得真正思考身份问题是在当下,现在所有本土艺术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与20世纪90年代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二十年前我们要求先锋,要求我们的艺术变化,其实没有别的方向可以去,就是西方化。因为我们提供的理论背景以及价值判断,全部是只有一个方向,这也是文脉中国产生的学术意义。

当然对文脉的考虑,除了陈老师的“文脉中国”外,也有其他批评家在关注,但有一些对文脉的提出还是相对缺乏坚实基础的。

我想给陈老师提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注意到您的文章中提了中国版本,其中提到一个艺术家的中国文脉跟现代性的结合,他们是以转换转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我本人也是一个水墨画家,这么多年来在这样的一个西方化、现代化转变的压力之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转化怎么转,我是谁?所以我在问,转化能否构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文本的产生?——靳卫红

现代性的梦想和与西方对话的焦虑是几代的中国艺术家始终背负的重负,20世纪初期,中国一直是落后挨打的局面,传统的艺术显然无法让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一种信心,这时,向西方学习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途径。

我想中国在目前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强国之前,要在文化上达到真正的自信和独立,艺术家身上还要背负除艺术之外的很多东西,这个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西方的艺术家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中国艺术家就要面对和背负,也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处境。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开始进入国际化的视野,一些具有中国符号和中国元素的作品开始被关注,因为这些是基于西方对中国的陌生,所以它们成了可以快速进入西方国际艺坛的通行证。现在这两个阶段都已经过去了,是真正可以展现中国当代人自身文化创造的时候了。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为这个时代作出哪些有价值的文化贡献,使后人研究这个时代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启迪性的价值,同时,他们还是前后呼应,自成脉络的,具有陈老师讲的,文脉上的联系和文化血缘的关系?
对艺术家来说,这样的自我定位意识是非常有重要和必要的。——江梅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点,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肯定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或者说在进行摸索当中。这个任务很多人为之付出努力,都是值得的。

第二点,我觉得无论我们怎么谈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脱离不开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框架,不能脱离这个现代性的一般含义来单独把中国挑出来,或者是中国有一个完全独立于世界的现代性,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在完成这个未完成工作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这个倾向,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从这个问题回到刚才陈先生多年坚持的“文脉中国”的探讨,尽管共识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但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我们从宏观的问题可以回到微观的问题上来看,陈老师要我们更多地谈艺术家和作品,因为个人经验是唯一的,而且是判断一个艺术家独立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志和依据。而这个所谓个人经验是在作品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一致性的联系的。我们在谈个人经验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个人经验对于我们中国的现代性是最有帮助的,我们逐步建立起跟个人经验相关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逐步积累起来,中国经验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另外,个人经验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商品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一种过度符号化的表现此外,还有一种更空乏的个人经验,就是一说回到传统,就想把禅、空、道等很抽象的概念表达出来,这是本末倒置,这是缺乏个人经验的不正常的道路,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甚至批判的。——顾丞峰

今天这个语境里面讨论“中国文脉”、“中国经验”,或者是“中国想象”,我想主要是基于一个现代性的焦虑,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焦虑这个问题。美国人会不会成天像我们这样谈美国性,或者说英国谈英国性。至少在我有限的范围内,我觉得他们不像中国人这么焦虑。

张之洞有”西为中用”,胡适有”全盘西化”。但是我觉得,陈老师今天提出这个”文脉中国”或者”中国版本”的问题,会成为一个焦虑,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落实。我们讲现代性虽然是从西方出发的一个普世性的规划,但是这个规划在地方性的文化实践当中遇到了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你很难想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把自己本身抛开,然后完全按照西方的方式建构一个国家。“五四”以来,一直到“八五”,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现代性的拷贝主义。

现代性必须落实到艺术家个体的自觉的实践,这样才会有意义。我们不要空泛地谈论现代性,这个谈论不具有任何意义,而且这种乌托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屡见不鲜。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传统,好象你不谈传统,不谈东方性、中国性,不谈“中国经验”,你连进当代艺术门槛的资格都没有。

某些艺术家表面性的媚俗是需要警惕的。“八五”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对个人意识和自由意识的强调,这是西方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一个切口。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展览,陈老师是试图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中找到一个对话,他不是设定一个东西,说这就是“中国版本”、“中国文脉”。我们一定要放弃那种艺术乌托邦的幻觉,一定要用当下的东西重新激活传统。切实回到艺术家个人的实践,用个体重新激活传统——管郁达

首先是关于国人文化身份纠结的问题,管郁达先生刚才谈到了身份问题,说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会有这种焦虑吗?这个问题很自然,西方列强是殖民战争的胜利者,胜利者是不会纠结的,而中国作为大国,却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战争中失败了,这个纠结不可能不存在。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衰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文化身份的纠结。而且,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纠结和内心的焦虑是双重的,当然更多的人是第一种纠结,就是文化身份的纠结,但从更宽广的世界角度来说,中国人同西方人一样,在高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将在很多人那里产生(实际已经在少数中国人那里开始了)现代化的焦虑。

现代化的焦虑不是开始于中国,而是开始于西方世界,在19世纪,自从黑格尔谈论艺术终结的问题以来,无数的人卷入其中,例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20世纪以来,海德格尔、胡塞尔、汤因比、哈贝马斯、詹明信等等,也是这样。顾丞峰先生刚才引用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属于未完成的过程之中”这句话时说,现代性问题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落。

19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罗维约夫说了一句奇怪的话:现代化是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东西(索罗维约夫《神人类学讲座》)。这句话暗含着对现代化不好因素的批判和超越。在100多年前,尼采也说过一句奇怪的话:终有一天,强者和弱者都会意识到,最后决战的关头到来了(尼采《权力意志》)。我们可以狭义也可以以广义的概念理解他们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一忧虑的意识在很多层面现在仍然具有意义。说明这种忧虑在19世纪的西方已经非常强烈,虽然那时还没有出现世界大战和所谓“冷战”,还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和航空母舰,或者大规模的工业污染。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必须研究古代文化,还必须研究大自然,你不了解古代各民族文化,不了解中国文化,你如何讨论多元化,你如何讨论可持续性发展,就会出现可怕的文化断层和新的愚昧,在不远的未来,也就必将失去前进的动力。

没有历史和传统,就谈不上文脉,所谓“文脉中国”就是继承中国传统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现代性之中。具体来说,就是面对当代世界出现的种种问题,重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或者呈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而对于艺术来说,就是以中国艺术的方式和视角,记录我们世界当下的现状,或者以中国艺术的方式展示我们对未来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李晓峰先生刚才说,中国文脉正在复活。所以,我想,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只是时间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文脉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它只是暂时的蛰伏。

中国文化的和平主义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必定会为世界所认识和理解,我们不久就一定会摆脱这些身份纠结,这是暂时的,但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所以,当代性是暂时的,应该纳入在全球化进程的整体性中加以考察。当然,任何个人不能改天换地,但伟大的未来却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所以,就像顾丞峰先生刚才所说,中国经验应该是由个体的经验共同确立的。——沈爱凤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化”也好、“西方化”也好,关键在于“化”,“化”是水乳交融,是融为一体,所谓真正的“化”,体现在化为理论、化为信仰、化为实践。

所谓化为理论,就是将西方的理论真正的融进中国艺术作品之中,形成属于我们自身的理论架构。不能总是将西方的理论直接照搬中国,将西方的派别直接嫁接到中国的艺术家身上,进行类分和定性。所以我们需要批评家们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可以结合西方理论的同时,更进一步准确地研究,形成属于适宜我们自身的艺术理论体系。化为信仰,在中西方文化的差距中,我们的艺术创作之路更是有所不同,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深厚的本土文化性,是无法摒弃和遗忘的,它具有强烈的文脉性,直接入住血液之中,所以中国传统的传承性是无法代替和比拟的。在面对全球统一化的大背景下,西东方的差距不断的缩短,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对西方的神秘感已经化为透明,信息的渗透于交流已经使得中西方处于不断地互相交融的状态。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三十多年前那样,盲目地崇拜和一味着跟从西方,中国的艺术已经步入世界的舞台,与西方成为平等交流与互助、自省的一种状态,所以,今天的“回归”已经成为当下最为时尚的话题。——郑荔

文脉强调延续,我希望文脉是用今天去确认过去,是站在今天的时间点确证过去的价值,而不是用过去来看待今天,否则会造成压抑。李泽厚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转换性创造”,“转换性创造”在历史上有不少范例,比如清朝晚期、民国初期的时候,有一批文人,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牟宗三、胡适、鲁迅等,他们不仅在观念上发生改变,而且在文体上,即文章的体——文理、文气、文调,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批人国学根基深厚,又完全转换了传统。所以,对传统的转化,其有效性取决于对传统理解的深刻程度。

今天参展的艺术家大都是比较成熟的艺术家,我相信他们对传统文化下过苦功,但参展艺术家中年轻人比较少,我想这是“文脉中国:面临的问题,如果没有年轻人参加,文脉怎么延续下去。据我的了解,在中国的青年中,对文脉并没有太多的研习,试想有几个年轻人认真读过《史记》、《汉书》、《易经》、《六祖坛经》等等。

上一次《文脉中国》在北京的研讨会,我注意到其中徐虹女士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异质化过程,她认为对传统的转换应该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在历史上也有范例,比如宋代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他们吸纳并转换了当时还没有完全成为古老传统的异质文明——佛学,最终构建心性本体,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方向。

今天的《文脉中国》能不能为中国当代艺术开启新的方向,我想真的是要有疑问,文脉究竟吸纳了什么样的异质文明。王小箭老师也注意到,今天参展的艺术家中有一半以上在海外曾有过研究学习的经历,或者是经常参加国际的展览和艺术活动,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吸纳了异域文明。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主体都更加倾向根植于中国,异域的艺术或者说西方的艺术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参照。

刚才管郁达先生提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张之洞当时要改的不是纲常名教,只是器械。今天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是要撼动圣道,是强调站在中国的角度吸纳其他的文明。

当代艺术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是全球性的艺术。如果我们在当代艺术的框架下来讨论文脉,就不应该局限于本土,而是全球的文脉。哪一种文脉更贴近自我,就可以使用。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很多概念,由于时间的距离以及文言的隔膜,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已经没有贴近的感觉。对喜欢逻辑性、清晰性话语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西方的文脉也是一种文脉,这因人而异。陈孝信老师不断提倡文脉,我理解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坚持。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中交往的开创和活跃期,很多艺术家都参加了国际上的大展,最近十年也有不少国际艺术家来中国展览,交往慢慢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拿什么和西方交流,怎么样才能比较平等,而不是成为一种附会。记得彭德先生曾说,在中国研究本土文化的学者往往成就较大,研究西学的学者成就不如研究本土文化的学者。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现实中个人成就的问题。扩大到中国社会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真正有多开放呢,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对西方在思想和制度上的优质,还远远没有真正的吃透和有效的吸纳。我甚至主张,为了中国社会封闭的打破,宁愿不要什么个人学术或艺术上的成就。当代艺术是反省性的艺术,儒家也说,吾日三省吾身,我希望各位在义无反顾地构建文脉中国的同时,还可以想想它有什么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不足。——段君

诸位老师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作为后学,我有两个问题想向陈孝信老师请教。

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展览定名为“文脉中国”,顾名思义,只有在美术史上已经有所定评,或者是在传统的潜在脉络之下,有其公认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个案价值的艺术家和作品才当得起“文脉”二字。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的艺术家阵容非常强大,且多是个人风格非常成熟的艺术家,而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尚未定型的年轻艺术家的比例相对较小。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文脉中国”是“重于总结,而轻于发现”?应该怎样调和“总结”与“发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想这一方面有对新生力量的关注问题,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批评家历来对个案作品的观看与挖掘的不足,这也是长久以来艺术家对批评家信心不足的根源所在。那么,是否下次“中国文脉”的展览阵容可以不必这么“强大”,而加入进一些相对年轻,处在成长期的年轻艺术家个案,为“文脉中国”带来一些更具开放性与生命力的新鲜元素?

另外,孝公在研讨会伊始即开宗明义:少谈主义。我将这句话的潜台词理解为“多谈问题”。“问题”总归是基于对“此时此地”的关注与思考。在对具体问题的对应与解决中,提供出自己的有创造性的方案和有价值的语言方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受众范围的扩大,逐渐“化约”为某种抽象的“主义”。因此,一个展览如果要想有较强的针对性与时代意义,那就必须有的放矢,对“此时此地”的“问题”有所反应。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仅仅是对某种概念化、程式化的审美趣味重复和对“主义”的追逐。

我不讳浅薄,斗胆建议:“文脉中国”是否可以在大主题不变的前提下,在每次展览的具体策划中加入不同的副标题,针对不同的当下问题,更有针对性的展开工作。以保持展览与社会互动的生动性与当下性,增强展览的文献价值与学术包容力。我的问题就是这些,谢谢诸位老师!—— 于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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