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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及其对现代性的启示

2012-03-14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常玉性格孤僻,不媚世俗,我行我素,风流倜傥,一生寂寂,不为金钱所役。初到巴黎时家境殷实,生活优裕,可不为画所累。然20世纪30年代之后,家业败落,又卖画无门,亦时或为钱困扰。一生之绘画可分为“粉色时期”与“黑色时期”,均采用线条描绘,卓然不群。有评论说:分不清是巴黎画派滋养了常玉,还是常玉影响了巴黎画派,他们殊途同归,演绎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追求。

文/杜大恺

常玉,号幼书,1901年生人,祖籍四川重庆。少年时随父习画,曾师从四川大儒赵熙,习书法。1918年赴日本观摩艺术,结识王季冈。1919年返上海,于“一心”公司设计牙刷包装,乃识图案。1921年响应蔡元培“勤工俭学”号召,与王季冈等赴法留学。在法期间,与徐悲鸿、蒋碧微、庞薰琴、潘玉良、邵洵美、梁宗岱、徐志摩等过从甚密,并与其后享誉世界的毕加索、勃拉克、贾科梅蒂、藤田嗣治、马蒂斯等交往密切。画油画、版画、漆画以及水墨,并作雕塑,已颇富东方意韵的方式参与20世纪的艺术变革,活跃在当时已是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常玉的作品风格简约瑰奇,多以人体、动物、花卉为题,富有隐喻。1966年在巴黎寓所意外死亡,享年65岁。从1921年去法国,仅回乡二次,客死他乡,应是遗憾。常玉善烹饪,并曾发明推广“乒乓网球”,但无果而终。留有素描、水彩、油画、版画、漆画、雕塑等作品一千余件,其生前未有作品结集面世。

常玉性格孤僻,不媚世俗,我行我素,风流倜傥,一生寂寂,不为金钱所役。初到巴黎时家境殷实,生活优裕,可不为画所累。然20世纪30年代之后,家业败落,又卖画无门,亦时或为钱困扰。一生之绘画可分为“粉色时期”与“黑色时期”,均采用线条描绘,卓然不群。有评论说:分不清是巴黎画派滋养了常玉,还是常玉影响了巴黎画派,他们殊途同归,演绎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追求。

20世纪初赴欧留学的艺术家,虽然其中也有人命运多舛,但如今多已得到公允而合适的礼遇,但常玉是个例外,他几近于被人遗忘。常玉的被遗忘,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今天已不容易完全厘清了。究其原因也许已无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又重新记起常玉。

常玉生活的当时,依艺术而言,巴黎就是世界,无论我们怎么看待那段历史,我们都不能无视“巴黎”改变了我们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艺术的光环亦或疑虑都有“巴黎”的影子,今日依然。与那时不同的是当时的世界与我们是两个格局,今天我们已不能再以当时的立场面对中国艺术的命运了,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已超越了那个时代,今天的人类社会已被理解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今天的艺术虽不可避免地仍存在民族情结,但其在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归属是以人类的共同期盼为前提的。就这一点而言,常玉与我们不远。不仅如此,一个理性的社会,一定会寻觅历史的诗意的蕴籍,一些暂时被遗忘的人或事,还会重新活跃起来,以丰满现实的人生。

关于现代性常玉的启示有二。现代性有不确定性,将现代性模式化,如不是别有目的就是对现代性的误解,进行中的现代社会已对现代性的复杂性作出了回应,与人性相关的民族性、区域性、包括结构主义所谓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以及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对个性的褒扬似乎都是现代性的真实存在,后现代主义的全部努力都是围绕这这一现实展开的,无论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有多少质疑,都不能掩饰后现代主义客观地面对这一存在的事实,这是其一;其二,常玉的诗性特征,证明了文学对于艺术的意义并未绝然寂灭,诗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依然可以延伸至现代艺术的过程之中,常玉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无法避免地会携带其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无异于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喻,也许常玉所做的并不完美,但他喻示了现代艺术对于中国人的另一途径,它们存在过,值得为历史欣赏,它们对于今天的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追求并未失去意义,没有人可以做出武断的结论,以为中国艺术的诗性特征是完全与现代艺术水火不容的。

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至今仍是一个看去模糊的目标,但常玉告诉我们,诗性即便不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全部,亦至少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有这一部分则可以使中国艺术成为历史、现时与未来相互链接的存在,人们或可因此摆脱百年来中西古今的缠绕纠葛,坦然地面对时代的召唤与昭示,避免太多牵挂地面对未来。

诗性本身并不一味指向审美,也可以金刚怒目式倾诉社会关怀,屈原及屈原以下有无数中国诗人都曾用诗的形式,激昂慷慨地表达过对于人生与社会的关切,诗性的蕴籍对于这种关切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今天也许有人对诗性表示轻蔑,而问题不在诗,在诗人,亦如今天的艺术问题,不在艺术,而在艺术家。至于诗从来是古今异体的,问题是今天的诗性是什么,如何表达,这是今天的艺术家需要作出历史回应的。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艺术家出现了集体失语的状态,因而出现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等不伦不类的艺术现实。当然,今天的艺术并不能惟诗性是从,诗性以外亦还有诸多的选择,但是任何选择都不意味着对诗性的拒绝,至于诗性本身会走多远,则是中国艺术家需要面对的。

还是回到常玉吧,无论是常玉的成就,还是常玉的局限,对于我们都依然不失为具有启示性的存在。

我生也晚,倘与常玉同年,我或许也会与常玉等一起出入于“大茅屋画院”。想到此,我以为常玉的一生仍是幸运的,他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享受生命,享受艺术,我们对他的所谓寂寞的惋叹,在常玉看来也许是一个误会。

常玉有一颗自由的灵魂,这一点会使所有人为之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