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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时代| 第二期<总第20期> 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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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为山《孔子》雕像谈起

2011-06-02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今年年初在天安门东侧新竖立起来的孔子雕塑同时引发了官方与民间的激烈讨论。其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新建的孔子雕像是否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取向?

文/蒲鸿

今年年初在天安门东侧新竖立起来的孔子雕塑同时引发了官方与民间的激烈讨论。其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新建的孔子雕像是否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取向?或者,在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敏感政治区域,这座“另类”的雕像是否是政治风向和上层意志的体现?争议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与此相比较,关于雕塑本身和来自雕塑专业领域的争论相反却显得有些冷寂。言及雕塑创作者的评论更是寥寥,而且多半属于不知就里的猜测和误解,如把这尊雕像视为官长们的意志体现,这就涉及到公众参与及知情权问题;或者将创作者视为儒家造像“专业大户”;还有不满于孔子佩刀形象的,认为其不文不武;那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那些还有兴趣将目光停留在造像本身的人士,则惊讶于该尊雕像并没有符合传统孔子造像的范式。

以上的种种猜测某种程度反映出中国人对于政治“病态式”的敏感,正是因为信息透明度的匮乏,便养成了“见微知著”的习惯,这种习惯是自上而下的,大到家国兴亡,小到街谈巷议。该心态直接造成了以上的局面:当孔子雕像落成时,人们在一件具有审美性的艺术品面前又习惯性地沦为了政治动物。从专业角度来讲,对于这个本年度最具代表性的雕塑事件而言,雕塑专业领域出现的普遍沉默,也显得十分奇怪。长期以来,主流的雕塑理论多关注于形式和内容的讨论,如造型、材料、手法、主题、风格等。这种理论在实践中容易形成一个怪圈,比如说,面对一个高度成熟艺术家的新作品,如孔子雕像,可谈的空间其实很小,最终沦为老生常谈和溜须拍马。对于孔子雕像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仅只单一保守地运用传统理论为作品套框架,实则是让我们无形中丧失了一次对雕塑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的机会,而事实证明,我们正在丧失这样的机会。

同样,当我们需要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公共空间里谈论一件雕塑作品,传统理论显然也无法解释更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因为创作者做了一尊孔子像,就封其为儒家造像“专业大户”,但实际上,雕塑家吴为山对于佛道文化的精研远超过他对儒家文化的痴迷程度,这就使得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特征和文化差异性。再比如说,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为中轴的天安门广场严格遵循了对称平衡的布局原则,而国博门前的孔子雕像无疑打破了这样的稳定和平衡,也使得这座纪念碑色彩十分浓厚的雕像具有了某种反纪念碑的意味。

吴为山的《孔子》雕像作为一个文化案例,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个带有艺术家鲜明个人标识的作品能够被天安门广场空间接纳,而这一点在此前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对其个人化语言进行关注的一个原因。天安门广场的雕塑并不多,如果我们对天安门广场的雕塑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就会发现吴为山的《孔子》雕像实属“异类”。在这个具有浓郁新古典主义色彩的广场上,可见雕塑还有建成于1958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桥畔的华表和雕刻,以及1977年完成的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这四个雕塑为数不多,却戏剧性地勾画出中国雕塑史的大致轮廓。其中,金水桥畔明代以来的华表和桥栏雕刻属于传统雕塑类别,以礼仪教化和装饰功能为重;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则具有强烈的纪念碑色彩,是20世纪以来近现代雕塑的主流类型。而且,这些雕塑都是集体作品,也即通过一群人的劳动共同完成。

这一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偌大的一个公共广场没有一件个人作品,这个问题就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在一个现代制度国家,其公共空间是市民性的,是开放和多元的,而作为表征的艺术作品也会是具备强烈个性特征的,理查德•塞拉在纽约联邦广场的弧形钢板雕塑,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竖立在公共场所的雕像,都没有回避艺术家的个人语言风格。这一点,也说明了不同的公共空间以及政治制度也就有不同的作品呈现。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稍微窥探吴为山《孔子》雕像的不同意义。

也许,本文的篇幅无法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我个人觉得,《孔子》雕像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座昂然耸立的纪念碑,它恰恰是九点五米高,这个敏感的数字说明权力意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是不可撼动,也不能撼动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个体,其强烈个人语言的作品在这样的空间里出现,仅这一点,我们便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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