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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 |2011年<总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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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乔·阿甘本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生命政治

2011-03-17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在2005年的一次有关运动的政治概念的讲演中,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偶然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有关“国家、运动、人民”三者之间的区分进行了评述—他指的是施密特的有关纳粹第三帝国(1933) 三分的同名文章。

文|弗德里克•卢赛蒂

陈国兴 李书仓 译

在2005年的一次有关运动的政治概念的讲演中,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偶然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有关“国家、运动、人民”三者之间的区分进行了评述—他指的是施密特的有关纳粹第三帝国(1933) 三分的同名文章。按照阿甘本的粗略的评述,施密特认为只有纳粹政治运动的动力作用才能使结构上静态的国家机器和“人民”的非政治本质政治化:“运动是真正的政治成分……人民是非政治成份,运动必须保护和维系该成分的成长(施密特使用了wachsen,“动植物的生命成长”这个字眼)。”

不过,就阿甘本的“施密特从不敢明言”而言,这种情形的决定性内涵在于施密特主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属于生命政治词汇:“人民现在由政治主体变成了人口: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生命实体”。

通常而言,阿甘本对施密特的解读与此大相径庭,旨在将生命政治的概念吸收至“主权例外状态”的司法-政治领域。福柯认为现代性通过生命生物架构的政治化带来了实证的不连续性,为了中和这种不连续性,从《神圣者》(homo sacer)(1995)  起到最近的雄心勃勃的《王国及其荣光》(Il Regno e la Gloria)(2007) ,阿甘本开始求助于施密特。阿甘本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借用施密特的政治范畴将其点铁成金为本体论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无差别性的平台,一个“把所有视角都中性化和无色彩化的无差别性背景” 。 一旦为阿甘本的文章所吸收,施密特的术语就变成了亘古未有的工具,一种将历史偶然散落的碎片和生命的政治形态吸引到其重力中心的“无差别性的悖论入口” 。

在我看来,阿甘本将福柯生命政治和施密特的政治哲学的辩证地交织在一起,旨在将前者归于后者之前被解构的自律之下,他的这种理论构想代表了一种给政治思想制造麻烦的病兆。正如罗伯托•埃斯波希托(Roberto Esposito)所说,当代政治理论通常被囚禁于福柯和施密特的矛盾关系之中。一方面,福柯生命政治的追随者们把生物学生命看作政治现象的直接源泉,看作西方现代性中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所面临的积极域 。另一方面,施密特的概念又被理解为过滤和流体化“裸命”的理论工具,这样就保持了前政治生活主体与强加在他们之上的规范间的分离 。

为了摆脱这种僵局,我建议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施密特对生命与政治交叉的解释上。这不仅是因为施密特意识到了延续其哲学计划的生物历史领域,而且他还明确地把主权置于生命的非政治范畴之中。在《政治概念》(1927)中,我们可找到他对这一观点的公开阐述。以政治为“先决条件”的战争被施密特理解为具体的极端化的生命形式“始终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根据“分合强度”进行的人类的“群组化”(grouping)。朋友与敌人之间的区分是个体拓扑形构造成的结果,这些个体的生命能量的分布形式和强度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非政治性对立微弱地体现于宗教、文化、经济活动这类重要现象之中,而政治形构则是侧重“最极端可能性”、敌友之分的关联物。既然某种行为的政治与非政治本质依赖于生命力量的轨道,施密特的政治理论与生命政治拓扑学是不可分割的。抛开神学领域,政治属于友情与敌对强度趋异分布的“极端可能性”的生物学领域。

在充满极度张力的拓扑学的基础上,“决定”、“例外”及“紧急情况”这些概念得到详尽说明。正是人类生命的极端化构成了主权并支配了对紧急情况做出的决定。诸如此类的决定以及纯粹的例外都缺乏活力,因而不能够塑造紧急情况。相反,当决定接受和优化生命的拓扑学结构,并将自身置于敌友的“决定性的人类分组”(是政治行动实际的主权维度和施密特生命政治的主要拓扑学规律)时,它就变成了主权:“这种分组总是决定性的人类分组,即政治实体。如果这样的实体确实存在,那么它总是决定性的实体;有关紧急情况的决定,即使是个例外,也必然一直存在着,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实体就是主权”。

类似地,权力被施密特理解为“操控人类肉体生命的权力”,  政治被理解为根据“政治生命”目标对生命形式分布程序的描述  ,而战争则是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而引起的关联性冲动:“不管多么真实,也不存在理性的目的,也不存在规范;不管多么具有示范性,也不存在计划;不管多么美丽,也不存在社会观点;不存在证明人类为此互相杀戮的合理、合法性。

如果这种对人类生命的肉体摧毁不是源于个人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动机,那么它就无法予以证实”  。

福柯指出,主权(建立在“死亡权力”之上)的传统词汇已向一种“对生命发挥积极影响、努力去管理、优化和扩大生命” 的生命权力发生了流行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施密特重构政治范畴时已被预设。这样,战争一定不是以主权的名义发动的,而是如福柯所言是“以生命必需的名义” 发动的,是在优化生命力量的生物背景下,为了动员所有人口并使其政治化而发动的。

既然施密特经常使用哲学人类学、霍布斯自然状态、狄尔泰生命哲学的词汇—如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的《人类生命》(Lebens for men)─他的思想中的革新性的生命政治成分就经常被译者所忽略。施密特的政治概念既不植根于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探询,也没有建立在可能为政治本质设立初步框架的人类本性的形而上学上。如在福柯的生命政治中,规则的实际(施密特词汇中的“存在主义的”)程序、一致与分裂的实践、生命的保护与毁灭被施密特认为是政治的内在源泉。当生命力的保存与分化把敌友区分作为实施最大强度的统一或分裂、联合或分解的最有效标准时,生命就被政治化了。

施密特已经反复、明确地系统阐述了生命政治原则:有关紧急情况的决定在于一种决定性的人类组群,唯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实体才是主权性的。政治的所在(locus)并非作为决策的或例外的主权而是生命力统一与分裂的强度。如福柯作品所言,主权的目的是对生物学生命的操纵,而非“对主权的保卫”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技术系统”和“贸易、宗教、教育的自由政策” 的角度来看, 唯一合法性的概念是与政府的大众传媒操控、竞争、规则相一致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去政治化范畴。为了把政治理性从自由主义提出的中性化中解救出来,施密特大胆地对生命哲学概念领域表述的政治进行了论证。结果主权决定与经济竞争不再被施密特认为是被本质的本体论差异割裂的共同的专有领域,而是衡量活力运动强度变化的差异度,是生命力“对抗作用”下形成的概念:“政治是最强烈、最极端的对抗,每一次对抗越接近最极端点,越政治化,敌友群组化就是如此。……各种形式和不同强度的论辩特点在此也是可能的。但是,充满政治色彩的术语和概念的基本论辩本质仍是可以识别的” 。

  一个行动当获得最强烈的表达并导致联合或分解状态时,它就成为政治。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对生命内在动力的认可和最大化。施密特后期作品中有关律法(nomos) 的概念扩大了这个视角,将所有司法-政治概念解释为动词性名词(nomina actionis),是对联合生命内在取向的名词性表达:因此,希腊语的名词“律法”是拿来(Nehmen)、分配(Teilen)和生产(Weiden) 行动的名词形式。

在他政治生命观点的背景下,施密特反对“政治浪漫主义”的咄咄逼人的论战姿态揭示了其驱动力。尽管浪漫主义运动从来未形成连贯的政治计划,只是模棱两可地曾与革命与复辟、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但它比任何其他政治传统都详尽阐述了“有机被动性”(organic passivity)的综合概念和存在实践,以及对威胁政治主体生存的生命的不当理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过把经济和伦理维度实体化,已把生命力量去政治化了,而政治浪漫主义恰恰在攻击实证行为的条件,从而削弱了引发行为的能力,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群组的两极分化。

 因此,施密特对政治浪漫主义的描写是生命政治对政治审美化这个危险敌人的关键性防卫。政治浪漫主义所企图的贪欲的审美化超越了自由主义赋予艺术的文化特权或者马克思主义所预见的艺术生产的工具性作用。浪漫主义者所认为的与审美维度的关联性是被政治浪漫主义理论化了的结构性“情感形态”(configuration of affect)的一个征兆。浪漫主义不是在为艺术的自律而战,而是为证明并施加“一种显著的浪漫生产性”而战 :“……浪漫主义者在属于他的机会主义者结构的有机被动性中,想在缺乏主动性的情况下具有生产力” 。

 这就是被施密特所批评的浪漫主义的秘密本质:浪漫主义发明了一种对情感状态和判断进行的抒情性、二律背反和辩证的实践;一种寻求替代人类和历史事实的所有密集分布的空洞却诱人的活动形式。浪漫主义追求的政治审美化只不过是“有机被动性”的一种生物美学,一种政治活力的替代品。对政治浪漫主义来说,具体的实际只不过是声称比政治行为和决定更具“活力”的生产力强化形式的一个机会:“作为精神事实的情感本质上是。当被弄成艺术或逻辑-系统的人造品,经验的活力度就已经受到了危害……。 对浪漫主义主体来说,它使用过的任何艺术形式也不过是一个机会,就像现实中每个具体的点一样,是培养浪漫主义兴趣的起点” 。

施密特对政治浪漫主义的致命攻击仅可于生命“活力”的语境下理解。既然政治浪漫主义已经将观念之战引入生命领域,它就必须被视为政治行为的最激进的转换。政治浪漫主义所设计的生产力的革新形式已经用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技巧”的“更高权力”替代了有效行动,其主旨在于终止生命的张力和实际的对抗:“……在浪漫传奇中,混杂在一起的不是物体的概念而是对心境、联想、色彩、声音的表达。……起点是具体的现存和真实之物的对立品质,一种必须终止的品质。终止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一种更高级的第三种因素(首先是观念,然后是国家,再是上帝)把对立作为获取更高权力的机会。以这种方式,具体的对立和异质在更高级的因素上消失了,对浪漫主义者而言,任何事情都可以借此得到说明” 。

“对例外的君主决定权(sovereign decision)是最初的司法-政治结构,这种结构是以司法秩序包含和排斥之物获取意义为基础的” ,阿甘本通过这样的陈述把施密特的政治活动的生命哲学捍卫变成了一架得到解脱的机器,把本体自律归于“君主决定权”,这样就去除了政治行动与“裸命”之间强度的差异。关于例外状态的决定权现在可以通过破坏生命力冲突和“存在”的政治群组,通过防止施密特对生命的生物历史干扰中的主权区域化,而发挥作用:“如此而言,例外状态本身本质上是不能区域化的” 。

循着在亚里士多德袍裾伪装下的巴门尼德和芝诺(Zaenonian)传统,阿甘本选择了运动的本体现实作为他思想论战的目标:“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是一种未完成,未实现的行为……运动本质上总是与目标(telos)和工作(ergon)的缺乏、缺席联系在同一起的”。

由于运动的这种概念,生命活动的内在性,也就是施密特和福柯尔特生命政治的本质预设就被阿甘本在一种“无差异区域”(zone of indifference)中,在本体停滞的“非确定性开端”(threshold of indeterminacy)中给终止了。

 在《神圣者》和《王国及其荣光》中,阿甘本对施密特的表面忠诚有一个秘密的靶向。打着施密特司法-政治范畴的旗号,阿甘本试图颠覆福柯生命政治的概念框架,以破坏谱系学的方法论工具:认识的不连贯的概念和事件化(événementialisation)的实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阿甘本可以互换的面具中——马克思主义者的境遇论者,帕比尼安(Papinian)的缄默者,本雅明的口述传统者(kabbalist),阿伦特的自由主义者,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我们能够识别其对政治浪漫主义的封杀:外部冲突被中止和审美化了,并导致了行为的混乱。一种现实与另一种现实相争,从而释放出内在效力,变成了一种分散政治事件好恶游移判断力的机遇。

“裸命”在阿甘本的思想中完成了施密特分派给浪漫机会主义的“更高级的第三因素”的相同任务:它是生命的另一种缺项,一种允许向具体对立的另一领域持续偏斜的生命的“完全耗竭”(wholly exhausted)形式 :“这种作为裸命的生命政治体本身必须转变为构建和装置一种在裸命和仅是自己生命(zoé)的生命(bios)中完全耗竭了的生命形式的场地” 。

通过把生命政治的张力定位在“裸命”的终止领域,阿甘本《神圣者》的消极辩证法取得了政治浪漫主义的最终目标:ubi nilil vales, ibi nihil veils,“既无所值,便无所求(when you are worth nothing, you will no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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