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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 总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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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美术馆:12位华人艺术家”论坛纪略

2011-02-22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罗一平认为当代艺术没有新旧之说,它只是一个传播链上的漂泊者,在不停地被篡改,不停地被解读,不停被修正,最后漂泊到哪儿去?就是把传播链用纸质的媒体,从单一空间扩大到大众层面,对作品重新解读和传播。

  


   

 

经过跨度达两年的谋划酝酿,长达数月的精心筹备,伴随着开展前的忙乱、紧张,“纸上美术馆:12位华人艺术家”展览终于拉开了帷幕。开幕的第二天,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尽地主之谊,借开幕的便利,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关于当代艺术的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有本次参展的12位艺术家,相关策展人,国内重要艺术机构负责人,著名的学者,评论家,大家身份各不相同,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有官方的,也有民营的,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这些并不妨碍各方平等地以此次“纸上美术馆”展览及《艺术&投资》,《当代艺术&投资》杂志创刊5周年为契机,就共同关注的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探讨。相反,参与各方身份、经历、视角的不同倒有利于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这本身也适应和印证了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场域的多元和复杂性。

“纸上美术馆”本是《当代艺术&投资》杂志的一个栏目,该栏目以纸质媒体为基础,选取重要和优秀的艺术家,通过精美的图片和精到的文字,将本来应在美术馆或实体空间展出的作品平面化、纸媒化,结合纸媒的类型优势,深度地挖掘艺术家的创作感受,成长路径,邀请功力深厚和见解独到的评论家、策展人对艺术家及其作品作深度的阐释评论并与艺术作品本身形成具备社会效应的解释互动。借杂志所属的西班牙文化艺术基金会下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的空间,这些艺术作品又有机会回到实体空间获得另一维度的展示,这种跨界的流动是与会的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和湖北美术馆艺术总监冀少锋所珍视的,罗一平认为当代艺术没有新旧之说,它只是一个传播链上的漂泊者,在不停地被篡改,不停地被解读,不停被修正,最后漂泊到哪儿去?就是把传播链用纸质的媒体,从单一空间扩大到大众层面,对作品重新解读和传播。在他看来伊比利亚中心较好地把握了单一空间和大众空间的互动。作为自80年代在国际上就已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谷文达同样看重解释、评论和传播在当代艺术中的构建作用,他认为创作主体完成一件作品实际只完成了一半,他谈到他现阶段其实最关注当代艺术的创作如何与大众文化和当代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北京电影学院的杜庆春教授亦指出了当代艺术中解释的必要性,他认为,艺术品被看到,或者被解释的时候,才获得新的价值。当代艺术是必须被解释的艺术。而且当代艺术的消费,已经超越了对艺术品的消费,而直接指向对艺术品的理解和诠释的消费,在这个交易系统里面交易的不是艺术品,而是对艺术品的解释权力。所以艺术展览或者讨论会,甚至是更为大众面向的解释,成为当今艺术活动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赞同会上一系列艺术家的期许,比如说当艺术能否和大众文化、固有文化基因构成联系、能否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运动发生联系。

OCT当代艺术中心主任,评论家黄专却感受到了当代艺术批评的身份危机,他认为原有的艺术生产-批评模式是一种资本、话语和权力的集成。当权力丧失后,作为艺术统治者的批评家及策展人的合法性就成为了问题,他们真的能够给艺术本身带来新的东西吗?他倾向于跳出固有框架和模式,通过交流,交谈重塑批评家的身份和合理性,这种交流和交谈侧重知识的游弋性,它有望在不同的话语中,在游弋中找到一种创作的逻辑或者创作的可能性。

在讲自己的创作感受时,著名画家刘小东也谈到了艺术作品和传播媒介间的关系,他想使自己的创作更自然些,如同一棵树,和任何环境都能融洽相处,艺术品在兵工厂、卡拉ok厅和自然界都能与周遭形成新的互动,它们不一定要摆放在堂皇庄重的美术馆里。他强调艺术创作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并期望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的认真交流和批评。王音在谈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作时觉得自己有意选择了一些老的、传统的东西,他并不急于进入某种积极的当代形态,相反他认为消极本身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东西。

参展艺术家来自两岸三地及海内外,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的母语都是汉语,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成长和创作。把这些艺术家放在一起本身就考虑了中华文化内部的异质性,也考虑了这些艺术家身处全球化的语境并在与西方的学习和交流中如何思考和创作。白双全讲述自己的创作大多来自他在香港这个现代都市的城市生活。香港人对个人空间的感受,在商业消费社会的生活经验是他创作的源泉,我们发现冠以华人的艺术并不一定就是沉重的,也可以很轻松有趣。陈界仁谈到了他作品中的现场,他很关心一种现场,这些现场是某种禁区,不可拍照,看不见,或者已经消失了,或者是未曾发生,他在这种现场里面展开一种他觉得有可能性的行动,比如加工厂,后来被拆除了,它被凝固在影片里面,随着影片的放映,它就会再一次地被呈现,它处于一个流动性的状态,也是一个流动性的现场。台湾特殊的地理历史和身处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使得陈界仁对身份及有形无形的压迫镇压异常敏感,作为华人他亦有超越本土的视野,他的影片《利物浦》关注的是世界各地工人争取和保障自身权利的运动,全球化使得本不相关的各地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产业链一环的高雄港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他的视角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同时是对整个当代艺术的丰富。艺术评论家周彦认为冯梦波的创作来源于一代人的视觉或生活经验,非华人也有这样的经验,这其实是很全球化的经验,在表现这些经验时它又用到了红卫兵、武术等中国元素,他认为华人艺术取决于它关注什么和用什么方式去关注。来自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军教授没有从华人这个视角来看以陈界仁和谢德庆为代表的当代艺术,他认同黄专教授所言的身份危机,并指出这种危机在台湾不单单是哲学家、艺术家的危机,它还是所有台湾人的危机。他认为这两位台湾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关注的是各种类型的“赤裸人”,无身份的、法外状态的,被压迫的,失言者,失语者,没办法讲出自己历史的人。北京大学的朱青生教授并不太在乎西方艺术或中国艺术的划分和界定,他认为西方的或者中国的是某种假想和设定,大家其实都面临的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一个压制的现代性。中国的当代艺术并不在于它是否要反西方的,相反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能否使中国社会产生新的可能性,艺术家的价值在于当还没有诉诸语言时他已经在行动,当语言到了绝路时,何以为之,这便是当代艺术的意义所在。

独立策展人、评论家卢迎华对当代艺术生产的模式化、程式化倾向予以了批评,她感觉自己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建制的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只是扮演象征性的角色。创作、展览,出版,为了邀请去定制一个作品,去符合展览的语境、主题和空间的设定,当代艺术越来越陷入一种生产的惯性和生产的模式,一种定制,行业的从业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合同化,这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限制了更多可能性的生成。她对小运动的关注和期待正是看重在独立于系统力量和系统期待的情况下,艺术家、批评家、出版人、机构的独立工作和思考能力,以期影响和撼动那个时刻塑造我们、把我们拉入惯性生产方式的一种实践模式。

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展人蔡影茜强调了机构在当代艺术体系中的重要性,她认为机构,包括美术馆和艺术机构,提供了公众和当代艺术的遭遇方式,这是展览当中的语境化的问题,也是对作品是否解释,解释多少的问题。如何提供一个遭遇的机会,公众和作品遭遇的机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始终是机构的非常重要的责任。

整个会议持续4个多小时,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里只是一个现场参与者的个人印象和编排,难免挂一漏万。值得感谢的是每位与会者的态度,尽管大家身份、背景和立场各不相同,但大家都珍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期望艺术成为社会的公器,更独立地运作,更优质地生产。尽管大家不期望一场研讨会对当代艺术的生态产生多大的改变,但所有人都是在认真地谈问题,艺术家的创作,评论者的功用,艺术的社会性,机构的未来等等,正是从此意义上讲大家是在认真地讨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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