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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时代 |2010年<总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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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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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转向与当代中国文化危机

2011-02-17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应当承认,过去那种天人合一的朴素认知方式和物我两忘的传统艺术心态已经隔膜了,中国当代文化也和世界处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必然是共性增多,个性减少,但也许有两个原因让中国人对目前的文化巨变还不够敏感。



5,加缪说:“艺术家是那种非常困难地建立起自己秩序的人。”而正是曹雪芹当年的不同流俗、呕心沥血才著就了《红楼梦》这样一部旷世巨作。

文/郭小聪

曾师从王瑶,现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文化传播方向研究生组组长,北大诗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我在《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理想的重大转向》(载上期)一文中曾认为:中国能够从千年不变的封闭性轨道转向今天的历史直线式发展,这一顺时应变本身也是文化复兴的某种体现。不过,现在我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转折对民族的生存延续是转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建则是危机,而且是更为长远和难以应付的危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层次和性质的问题。

民族国家的着眼点总是集团性的,考虑我们的社会如何才能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更好地求生存。而精神文化层面则基于个人性的内心生活:思索我如何生活才更有意义、富于美感和尊严,主要体现为思想学说、文学艺术方面的成果。作为一种价值文化,它的作用是无形的,却是深刻内在的,通过对制度文化和工具文化的制约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精神文化的闪光只能在人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在那些如居里夫人所说把创造当作最好回报的“人类梦想家”身上。

正是从上述意义来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与文化盛衰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的繁荣,相反还会因两者间的脱节、失衡而造成焦虑。德国纪录片《输家赢家》已经传达给我们这样的矛盾感受:一方面是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叫人吃惊,一方面是他们较低层次的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又让人畏惧。可以想见,这种粗陋的生存方式即使赢得了全世界,也很难赢得别的文明社会的由衷向往,因为文化的魅力总是在于谁能让人类过上更优雅、精致、富于尊严和美感的生活,所以那位德国女导演对“输家赢家”的回答是一个问号。

财富之树是不会自动结出精神果实的,但如凯恩斯所言,追逐金钱最终还是会让人最终思考追逐金钱的意义何在。不过,当中国与世隔绝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无从提出,也无法比较。当中国还是弱者的时候,这方面的压力也不大。可是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庞大的经济体时,如果还仅仅表现得关注经济发展层面,而没有显示出对精神文化追求的兴趣和思考,中国的形象就容易被人曲解,变得丑陋,甚至成为让人嫉恨的目标。美国一家报纸就曾讽刺道: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也许,除了‘让我赚大钱’,中国并没有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输出,即使它想输出也没有。”可见,只要在别人眼里是“经济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这种形象就既不会被人爱,也不足为人惧。

应当承认,过去那种天人合一的朴素认知方式和物我两忘的传统艺术心态已经隔膜了,中国当代文化也和世界处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必然是共性增多,个性减少,但也许有两个原因让中国人对目前的文化巨变还不够敏感。一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来不把集团与个人、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等截然分开来思考,而是认为两者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并行不悖而道在其中的,这就容易让人觉得缺少超越精神。二是中国的自我评价也和世界的感受有落差,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刚在脱贫路上松一口气,却没想到已经深深搅动了世界。一位法国外交官、学者就坦言:中国过去一直被视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所以中国“好得令人嫉妒的经济”令西方痛苦,也动摇了文化优势地位。不管怎样,今天的中国文化有义务回答别人也正在思考的问题,既然我们认同了新的社会理想,面对共同的命运,有了共同语言和更多的交集。


4,德国纪录片《输家赢家》传达给我们的是:一方面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叫人吃惊,一方面他们较低层次的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又让人畏惧。

但我觉得,真正的麻烦还在于,中国人以为自己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近年来也花费了不少财力来主导文化建设,营造国家形象。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单靠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奏效的。因为,“国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本质上主要起着仪式般的功用,它推出的文化产品即使成功,显示的也是国家的意志和国力的强盛,对内起凝聚作用,对外有震慑作用,类似于阅兵、庆典的效果。但国家本来是想借助文化的柔性向外界伸出橄榄枝,以淡化别人的担心,营造和谐气氛的,结果投入多少力量,就投射出更加惊人的国力,显然有悖初衷。现在看来,那种把国家经济实力直接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构想恐怕是过于简单了,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指出的,一个国家的战略考虑总是最具民族性、利已性的,不可能像卓别林喜剧、贝多芬音乐那样真正获得“文化上的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确,强势的政府能让天下臣服,巨量的金钱也可以买下河山,但所有这些却偏偏打动不了人心,而一个作家、一本书就可以做到,这正是精神感召力的奇妙和美妙之处。譬如我们都知道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本书就让一座无名的小湖举世皆知,当地人不花一分钱投资便可坐享文化胜地的声名与收益。试想哪国政府能够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花费再多的钱财,甚至培养出一个“王梭罗”、“李梭罗”来炒作造势,也不可能真正创造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来。



3,腾讯与奇虎360之争无疑是本年度网络热点话题之一,在双方的利益争夺战背后,凸显的是社会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精神的迷失与沦陷。

所以,国家尽可以为文化调动无数资源,却既不可能像一个人那样丰富多彩地感悟人生,也不可能运作一个专门管理人的生存意义和艺术美感的部门。精神文化的闪光只能在人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在那些如居里夫人所说把创造当作最好回报的“人类梦想家”身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既孤独,又宁静。但总有一天,他们的孤独之思又可能成为令全社会注目的文化之魂,哪怕一句诗也会被人喜欢、铭记,海子的诗就已经显示出这种力量。不过这样的梦想家在中国还是太少了,现在许多中国的文化人正在大搞文化创意产业,关注着如何把文化创意变成商业奇迹。但是要知道,曹雪芹如果当年精明地估算了成本,他就不会写《红楼梦》了,因为这样不仅赚不到一文钱,甚至连虚名也没有,那个时代文人的正途是考科举,读写小说则是下九流的事。所以加缪说:“艺术家是那种非常困难地建立起自己秩序的人。”没有曹雪芹当年的不同流俗,呕心沥血,今天也就不可能出现北京“大观园”、南京红楼菜肴酒楼这样的文化产业了。所以说,伟大的精神文化作品都是奇迹,衡量一个国家精神文化的深浅高下,实际上也就是看这样的奇迹有没有?多不多?环顾今日中国,我们还有像老子、庄子、孔子那样的大思想家吗?还有像路遥、海子那样把我们从庸常生活引向纯洁梦境的作家、诗人吗?还有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创作的大美术家吗?还有像贝多芬、肖邦那样即使再痛苦也迷乱不了优美旋律的大音乐家吗?中国现在有太多的文化论坛、沙龙和颁奖了,因为有钱。但以为有钱就有助于实现文化复兴那就错了,因为更多的钱只会占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消费,而不是创作。而在熙熙攘攘的活动中,是很难谛听到艺术的流水和内心的声音的。

当然,没有伟大深刻的精神文化也可以过富足的小康日子,有国家文化的仪式般的作品提供精神支撑,有世俗文化在茶余饭后提供娱乐消遣,生活似乎也不缺少什么。但潜在的危险在于,一个国家如果长久地产生不了优美的思想、伟大的作品,那么即使文化形象工程也会陷入无米之炊,甚至坍塌。譬如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建孔子学院,教授汉语,扩大影响。我记得个性张扬的少数民族歌手杨二车海姆曾满怀深情地谈起过汉语,她说因为本民族没有文字文化,所以“学汉语的时候,老师跟我讲李白的诗,那种描绘意境美的美好诗句。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这么沉醉地讲着这些诗句,加上我从小在大自然中成长的这些经历,我的脑海里升起来的画面,把我的心飘了起来。那段时间,我的汉语突飞猛进。学习汉语,一直是我很沉醉的一件事情”。这话让人深思,汉语的影响力究竟主要是靠自身的博大优美还是来自国家财力的支撑呢?杨二车海姆讲的是古代诗文,孔子学院教授的是现代汉语,那么现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可以传世、可以与世界杰作媲美的美丽诗文能够作为载体,让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领略到当代中国人美好、深邃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呢?这越来越是一个问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把“有文字而无文学”作为“半开化国家”的标志之一,令人警醒。

事实上,如“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所说,西方人已经在质疑,为什么中国媒体上总是在宣传古老文明,却很少看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和文化成果,是不是其中有什么阴谋?令人啼笑皆非。但不管怎样,一个民族如果长期疏于美的创造,只能无望地走向粗鄙,徒然羡慕别的民族的杰作,自己却无所作为。结果就是,读者碰到越来越多把肉麻当有趣、把写书当“码字”的所谓作家;而舞蹈家也伤心地发现一些来看《天鹅湖》的观众,只是为了数出场的天鹅是24只还是25只,黑天鹅是不是旋转了32圈。学习顶尖的中国高中生在电视节目的价值取向考察中,舍弃真理和智慧,直奔权力和金钱。这难道该是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的最终归宿吗?

可叹的是,这命运走向就在每个当代子孙手里,却又不是能够简单通过国家力量来组织攻关的。我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化是否还能为世界做出贡献,毕竟大众娱乐时代的狂欢似乎在全球范围内毁坏着人追求自身完美的根基。但每一次美丽奇迹的出现,都让我意识到以下三点: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黄金时代。二,不是别人生活自己就必须怎样生活的。三,生而为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理应尽享生命,尽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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