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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时代 |2010年<总第18期>

期刊名称

发行量每期1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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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城市有: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武汉等
整版广告尺寸是210X285毫米
总页数:100P
期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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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皆虚妄

2011-02-17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关于对符号的认识方式,最有趣的争端来自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与皮尔斯(C.S.Peirce),他们都是19世纪中后期的符号学家。他们的体系都证明对方是无可救药的蠢货。最终,皮尔斯比索绪尔多活了十九岁,而且刚好晚死一年——对于两个难分伯仲的符号学家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胜利吧。



1,信息时代就像是符号的时代,让发明的乐趣变成了发明符号的乐趣。

4,王广义的油画《大批判—万宝路》将“文革”中的群众“大批判”的美术报头和宣传画与中国人熟知的如“万宝路”这样一些西方商业社会中的流行品牌标志并置起来,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符合商业化潮流的中国形象。

文/许晟

在“符号中国”栏目谈论时事,尤其是最近的新鲜作品,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因为即便我们告诉读者:“×××的作品与中国符号无关”,×××的作品还是会被当作“中国符号”来理解。因为作品出现在这里了,它就已经进入了“符号中国”的讨论;那么,它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中国符号”的一部分,至于它如何被谈论,已经不重要了。听起来好像不合逻辑,但在一些解读的习惯面前,逻辑并不很重要。我们对符号本身的认识也经常被这种习惯性解读所左右,所以这次,我们可以先谈一些对符号本身的认识方式的问题。

关于对符号的认识方式,最有趣的争端来自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与皮尔斯(C.S.Peirce),他们都是19世纪中后期的符号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是以语言的结构与功能为起点来研究的,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的原型,因此,索绪尔的所有符号都是服从语言体系的。而皮尔斯的符号学(semiotics)是以认识符号的逻辑本身为对象的,他认为万物都在用符号沟通,而语言只是许多方式中的一种。他们的体系都证明对方是无可救药的蠢货。最终,皮尔斯比索绪尔多活了十九岁,而且刚好晚死一年——对于两个难分伯仲的符号学家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胜利吧。

索绪尔努力建立了一套有关符号本身的语言系统,这套系统是以二元形态为基础的。而皮尔斯则建立了一套认识符号的逻辑系统,这套系统是以三元形态为基础的。二元的矛盾对立统一很流行,而且很容易理解,而且不理解的都是反革命。但三元则不是那么回事了,三元结构与人类以及大部分动物左右对称的身体结构相悖,而且拒绝中间点,所以在生物中,我们可以想象一只三叶草??这里就不深入讨论了。总之在这一点上,皮尔斯认为索绪尔只能得零分,而索绪尔的想法恰恰相反。两种格格不入的智慧的争论在他们的后人身上延续着。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需要在语言系统的框架内产生意义。而在皮尔斯看来,一切都是符号,而一切符号的意义都是无限的,并没有被某种系统所决定。索绪尔认为,理解和认识系统本身更为重要,比如我们首先要认识中文,才能明白每个字的意思。而皮尔斯认为,符号与解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比如就算我们不认识中文,但一个中文字的各种外形特征仍然会与我们的背景经验发生关系。皮尔斯将语言体系的永恒性消解为逻辑过程本身,而这种过程,只与解读符号那个人的自身的背景经验有关。



3,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丝网版画。沃霍尔擅于以现代社会中最令我们记得的形象符号来反映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和迷惘。

这里的“背景经验”,并不是经验主义所指的背景经验。它不仅包括我们的心灵与思维,也包括身体的生长与变化,包括我们自生命形成之日起所经历的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以及其它形态的。我们可以理解为,背景经验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集合体”,是我们实际经历过的,并影响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这“背景经验”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把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物质与记忆”中的论述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说,背景经验的主体不仅包括人,也包括草木山石——一块石头也是有经验的,只不过这种经验无法转化为感知而已。

简单地说,在皮尔斯的启发下,每一个外界的符号,都会用各种方式与我们接触,激起我们的反应。而决定我们的反应,或者解读的,不是符号或者系统,而是我们自己。皮尔斯对符号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借助严密的逻辑网络,进入有关生命本身的运动。索绪尔与皮尔斯,似乎并不存在谁比谁高级或完善的问题,只不过索绪尔关心的是语言,而皮尔斯关心的是万物。如果非要比较的话,索绪尔的后人们为了寻求系统的稳定,曾企图把万物都关入它的牢笼;而皮尔斯的学说却永远在鼓励后人,寻找无限的生命经验。



2,让·鲍德里亚摄影作品《消失的技法》。鲍德里亚认为传媒已不是再现真实的工具,世界的意义只是在媒体的符号复制中获得。

回到艺术作品,很多时候,我们都混淆了艺术家自己的创作体系和观者的认知体系。艺术家自己的想法暂且不谈,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观众的观看方式。从观看方式来说,任何一幅作品都可以用上述两种方式去分析,而且可以随便怎么分析,因为观看可以与创作无关。那么,如果用索绪尔的方法,在分析之前,就需要先对一种艺术的语言体系达成共识。目前,这种共识是不存在的,所以也是人们最热衷于讨论的。什么东方的,西方的,沸沸扬扬,到最后我们也实在没看懂到底讨论了些什么。如果用皮尔斯的方式就很好办了,我们既然是东方人,那我们眼中的一切本来就都是东方的。符号什么的,都是虚妄的假象而已。在一幅作品面前,我们首先想的不应该是为什么要这样创作,而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这样看待它。如果有外国人问,你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怎么看?我们大可以回答说:“我就是中国人,我的一切经验都是在这里获得的,所以我的观看方式就属于中国的观看方式,想改也改不过来。”

工业时代给了我们一切,但却把发现的乐趣变成了发明的乐趣。而信息时代就像是符号的时代,让发明的乐趣变成了发明符号的乐趣。我们的内心常常和我们的逻辑一样,被符号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其实,我们可以和作品一起,用最真实的思考和最大胆的冒险精神去发现自我。有干净和内省的眼睛,以及理性与体验的沉淀,才能真正和作品达成直觉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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