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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对革命的稀释

2011-01-27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呼应电影之名的台词,在片中响起了两次,恰好在一头一尾。其间,不管革命者的枪还是恶霸的枪,子弹仿佛永远打不完,漫天飞舞,遍地开花。



《让子弹飞》-海报-02

 

文/羽戈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句呼应电影之名的台词,在片中响起了两次,恰好在一头一尾。其间,不管革命者的枪还是恶霸的枪,子弹仿佛永远打不完,漫天飞舞,遍地开花。这种子弹消费的盛宴,只适合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暴力至上的中国革命,二是将暴力革命粉饰为一种残酷美学的中国电影。

《让子弹飞》兼具二者。这是喜剧,却是革命的喜剧;挂娱乐的羊头,卖革命的狗肉。主角张牧之的身份是土匪,他的前身却是松坡将军(蔡锷)的手枪队长与同志,这自然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者无疑。他去鹅城,初衷是为了发财,中途将口号改成了为死难的兄弟报仇,其结局,不正是打土豪分财宝的阶级革命?自然,革命与发财、报仇可以并行不悖,这是每一个革命领袖都事先晓得的革命大义。

张牧之的革命道路,走不出中国革命史的一亩三分地。总结起来,三字经而已,一是拉,二是骗,三是打。打赢了,革命成功;打不赢,再回山里当土匪,有机会,出来再打。张牧之们并不以土匪的身份为耻,用他的话讲,县长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县长。土匪当了县长,还可能保留一丝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体面;县长当了土匪,相当于从白道坠入黑道,再无体面可言,于是公权力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让子弹飞》-剧照-01

拉是拉民众。一种是用利益拉,一种是用精神拉。后一种实在不好使。张牧之冒名出任鹅城县长,百姓高呼青天大老爷,匍匐跪拜。张县长曰,这是民国,不是清朝,不必跪。无人起身。他怒而开枪,百姓才迅速站起;枪响过,则继续跪倒。这充分说明,要唤醒奴隶沉睡的膝盖,自由民主之流的观念力量,远远小于子弹的力量。

另一例是在电影后段。张牧之重回鹅城,给百姓钱,给百姓枪,号召他们挺身革命,击杀恶霸黄四郎。“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这口号,张牧之和他的兄弟喊了整整六遍,嗓子都喊哑了,才有一群畏畏缩缩的百姓探出了赤裸的身体。队伍走到半路,张牧之回头一看,百姓不见了。革命者屁股后面,摇摇摆摆的是一队鹅。鹅隐喻愚蠢、懦弱。这是在批判民众,还是反讽革命者?

张牧之对手下的弟兄解释,百姓在观望,我们和黄四郎之战,谁赢了,他们跟谁。然而,这并非民众怯懦、狡诈,革命本来就是一笔看风使舵的生意,一笔尔虞我诈的骗局:张牧之何尝没有欺骗鹅城的百姓,他用一颗假黄四郎的头颅,点燃了在百姓心头郁积如山的仇恨与斗志;更不必说革命者欺骗阶级敌人,《让子弹飞》的叙事主线,就是张牧之、黄四郎与汤师爷之间勾心斗角、诈取豪夺的三人转——这种骗,在革命的正当性旗帜之下,叫“战术”。

确切讲,革命更像是一场赌局。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土匪打劫,脸上的面具是麻将里的筒子,从一筒到九筒,换牌如变脸。假设张牧之是一方,黄四郎是一方,鹅城百姓是一方,《让子弹飞》就是这三方的斗地主。革命者与土豪恶霸都想黑吃黑,老百姓则无所谓,他们本来穷得只剩下裤子,输无可输,便陪你玩到底。他们的观望,相当于看牌风出牌,谁家牌大,就跟谁一伙。最后,连赢家屁股下面的椅子都搬走了。

依照中国文学与电影的革命叙事之传统,结尾必须是革命者的胜利,差别仅仅在于那是全胜,还是惨胜。《让子弹飞》的结局则介于两者之间。张牧之牺牲了两个兄弟,就推翻了黄四郎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受苦受难的鹅城百姓。革命成功了,张牧之们却并未留在鹅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他的革命同志骑上自行车,带上花姑娘,去上海享受生活。这是革命者的一种归宿。张牧之选择了另一种,他腰跨白马,满面风尘,伫立荒野,孑然一身,他目送革命同志弃他而去,自己却像一匹孤独的狼决然留守。两种革命者从此分野,后一种革命者往往更危险。他投身革命,不为名利,不为权色,他是为革命而革命,搞完了政治革命,还要搞灵魂革命——有一句台词叫“杀人诛心”,正有所指。

事实上,《让子弹飞》不同于试图重建革命叙事的《十月围城》,与其说它在鼓吹革命,不如说它在稀释革命。因为喜剧的力量,从不在于建构,而在于解构。《让子弹飞》正是这样的喜剧——如鲁迅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子弹飞了一百多分钟,鲜血淋漓流淌了数千年,白骨堆满天山,权谋化作灰烬,观众眼目所及,乃是革命的虚无。

领袖却不管虚无与否,只问革命成败。所以他老人家大手一挥:“让子弹飞一会儿。”

同志们点头如捣蒜:“了然,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