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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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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纪录片电影运动: 为了公共档案》

2010-11-08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中国新纪录片电影运动: 为了公共档案》(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是第一部关注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英文著作。它不仅适合西方读者,而且对国内学者和电影人亦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中国新纪录片电影运动: 为了公共档案》
编辑:裴开瑞(Chris Berry)、吕新雨、罗丽莎 (Lisa Rofel)
出版: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新纪录片电影运动: 为了公共档案》(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是第一部关注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英文著作。最近几年,中国新纪录片在海外电影节、大学、公共放映空间不断与当地观众见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观众渴望对此深入了解。这本书及时地为读者带来了此领域学者的精辟思考,并对中国新纪录片近二十年的发展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极具学术和社会价值。本书立足于对社会和本土视觉文化的关注,跨越了电影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纪录片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亚洲研究等多个领域。它不仅适合西方读者,而且对国内学者和电影人亦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本书由著名华语电影研究学者裴开瑞(Chris Berry)教授、中国纪录片媒体研究学者吕新雨教授, 以及专注当代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罗丽莎 (Lisa Rofel)共同编辑,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秋出版。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 共收录了12位海内外学者的12篇文章,涉及问题包括个人化、同志记录、放映空间、口述历史、“现场”美学,、DV纪录片的道德残酷性等等。本书关注: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高速市场化、全球化时期, 新纪录片电影如何为公众打开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以鼓励社会评论和批判。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介绍了新纪录片运动的历史概况。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末尾, 编者裴开瑞和罗丽莎重新审视了新纪录片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形态。两位作者分析了中西方对DV理解的不同。在西方,关注点大多落在纪录片如何更准确的呈现  “真实”。而在中国,以DV为工具的制作方式更多则是一种个人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以及如何通过DV的运用为公众打开一个新的进行社会批判的公共空间。DV的社会性比美学性更加受到重视。此部分也包括吕新雨的一篇文章。这是她自2003年《记录中国》以来, 对新纪录片运动的一次重新思考。吕新雨在文中指出,新纪录片也包括部分电视栏目,且“个人化”并不是自DV出现以来才开始的, 相反,自1992年新纪录运动的主张甫一出现,其性质便是个人的。笔者认为吕新雨文章中的以上观点,不仅将人们的关注目光拉回到在大众电视平台上播放的新纪录片和专题片,也是对 “个人化”的重新审视。什么是 “个人化”?它是否只是一种制作形式? 我们如何看待早期新纪录片中的作者身份和 “自我影印”? 而这一章的第三篇, 就是纪录片电影人吴文光的《DV:个人的影像》。吴文光的第一人称写作, 叙述了 “我”自从接触DV以来,对“我”的作者身份与记录对象和纪录片的关系。

本书第二部分集中探讨纪录片对“边缘”的记录。这种边缘性是由纪录片的制作形式和表达的声音所决定的。吕新雨认为《铁西区》引起我们去注意那些在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所失去的; 赵锡彦关注两部同志纪录片《盒子》和《女同志游行日》中的“边缘”声音。第三部分关注独立纪录片记录的空间、传播的空间,以及所创造的空间。中岛圣雄(Seio Nakajima)对北京的放映空间做了长期社会学实证研究。他从观众的角度分析新纪录片如何激起“自由交流”。同时,他认为, 虽然放映空间与哈贝马斯理想状态的 “公共空间”差别很大, 但在中国语境里,观看纪录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催生了公共批判。裴开瑞和罗丽莎认为这些片子的价值在于它们为未来中国提供的公共“另类档案”(Alternative Archive), 一种对官方的补充和平衡。 第四部分关注纪录片作者的主体性。值得关注的是吕克•罗宾森 (Luke Robinson)的《从 “公共”到 “私人”: 中国纪录片和 “现场”逻辑》。他认为, 私人记录并不是不再关注社会性问题, 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记录。另外本部分也关注了纪录片的道德问题。

总而言之, 本书从新纪录片的历史性、边缘性、空间和主体性四个方面,对中国新纪录片运动进行深入了总结。编者提到, 编撰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推进学界对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特别是相对被忽视的网络视频和业余制作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最后,本书在第一章提到,在英文学术研究中, 很多关于记录道德的讨论大多把关注点放在如何更准确的呈现真实, 并希望尽可能的减小拍摄过程对“现实”的影响, 而在中国,纪录片制作是一种具有很高政治价值的社会实践。这个观点侧重中国纪录片的社会性, 但是也有些问题。 首先, 西方60年代以后大量涌现的“反思型”(reflexive mode)和“表演型”(performative mode)纪录片很明确的把拍摄过程看成是纪录片的一部分,供观众了解这是一个怎样塑造出来的真实。再者, 对如何呈现真实讨论的背后,有一个支撑它的哲学讨论——什么是真实?谁的真实? 这反映一种对塑造“真实”的权利的解构。而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所塑造的另一种权威——作者的权威在书中提到的甚少。而中国出现的反思和表演型纪录片,如唐丹鸿、杨荔娜的作品,以及最近出现的年轻导演薛鉴羌和李凝的作品,都在试图解构作者的权威, 把作者的多面性直接展示出来,目的更多的是对直接自我反思,自我表达,以及公民身份的塑造。而这类片子几乎没有被讨论。最后,本书对纪录片放映和观众研究也相对较少。这方面还有待更多社会学、媒体学以及文化研究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余天琦推荐
(本文作者为伦敦西敏寺大学 艺术媒体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第一人称DV纪录片中的自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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