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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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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为零”:超越现代性(节选)/萨拉·马哈拉吉

2010-11-08    编辑:[周杭瑜]


文/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
译/张博


摘要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以种种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为概念性地标勾勒出当今世界版图(2)  —— 西方与非西方,欧洲与欧洲外;本文将从两种显著的分析视角,即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日常“世界主义化”(everyday ‘cos¬mopolitization’)及方法论性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对该版图进行测探和考察。其中一条研究路径即当今种种现代性就本质而言是对同一深层现代化动力的表达,或它们是彼此不可调和的迥异实体;另外,通过对照音乐模型及其变化产生的机制,以揭示将现代性之种种视为“变体和变奏”(3) 的原因。在对方法论性世界主义的考察中,文章将论及某种程度上与后殖民时期“地方化”欧洲图景相左的“去地方化”问题。囿于“国家疆界”的社会学二元论存在于可把握多变现实的“分析单元”选取过程之中。文章将一窥超越该疆界的尝试;而超越疆界是否意味着与“独一性”(singularity)进行对峙,即一种回避“普遍与特殊”和与之相关的“非此即彼”思维的概念化模式?参照在殖民力量不均等“中心/边缘”关系下的“第一现代性”建构,可能对第二现代性之勾勒有借鉴之处。

“国家空间集装箱”(4) (container of the national space)完全处于单一的全球政经链条和体制的渗透和包裹之中,这也正是乌尔里希•贝克“非纯粹的、现实存在的世界主义”的源头所在,这与衍生于纯粹理念、仅凭臆断推测的同类理论(5) 不同。在移民活动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主义影响下,这种非纯粹世界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有效运转的“世界主义现实政治”(cosmopolitan realpolitik)。那么它是否仍有发展空间,或者只是作为国家及部落区域利益的幌子而停滞不前,正如“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性”那样,日益成为应对全球性差异的政府意识形态?第二现代性之种种是否会生发出各自不同的“世界主义观”,这仍有待进行全面的考察。诸多现代性之间的摩擦对峙似乎可能在更深层的领域造成世界主义观之间的碰撞。如诉诸历史先例,我们将鲜有慰藉。无论是古典时代“第一世界主义时期”大同帝国的命运,还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反世界主义潮流末期,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和杜波依斯(W.E.B. Du Bois)丰碑式的世界主义努力,一直盛行一种恒久不变的怀疑主义:即“非纯粹世界主义”是否能独当一面,并从非自愿、本能式反应(reflex)状态演化为自反性(self-re?exive)、批判性的秩序。

关键词:非纯粹世界主义、全球现代性建模、后殖民主义


殖民地只是欧洲原型国家的仿效者和衍生物吗,或是完全作为其“他者”(6)  存在?后殖民批评已经摒弃了这种思维方式,转而认为辐射性帝国现代性与其殖民化属国之间是 “移情与转译”(transference and translation)过程的双重关系。与此略显矛盾的是这些后殖民批评家们又倾向于将这种关系视作是统治与属下性(7) (domination and subalternity)的单边结构;其张力的后果之一是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均无法摆脱“殖民权利定式”的藩篱(Hardt and Negri 2000: 137– 59)(8) ,并对自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崛起的后工业世界格局中的新因素、新权利机制熟视无睹。而在对当今世界格局中混杂现代性的描摹中,人们仍囿于诸如“西方与非西方、欧洲与欧洲外”等语汇,这也是此后果继续存在的表征之一。殖民地是否仅是“西方现代性”之副本,或是与其背道而驰?亦或它们是须置于同一概念范畴之下加以考察的互不相容的实体?乌尔里希•贝克以崭新的分析视角和认知工具对诸多矛盾的发展态势加以梳理:世界风险社会(9) 、自反性现代化、第一及第二现代性、“世界主义化”、“自下而上的非纯粹世界主义”(impure 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自我地方化”、“去地方化”、世界主义方法论等。我们时而可以看到,在意欲回应当今世界之纷繁多变的诸多阐释中,贝克能迅速搭建起概念性研究路径,并在埃德加•格兰德的协力合作下,得以细化、丰富。

两位学者共同的核心议题看似直截了当:即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当下现实?(Beck and Grande 2010);但其中蕴含着一系列颇为微妙的问题。本文的论说重点包括以下三方面:

i. 至少在某种角度看来,“第二现代性之种种”似乎已遍布全球并形成了近乎完美、彼此相连的疆域,应如何理解此种种现代性?而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及“西方与非西方”现代性,以及与此等同的其他名字和称谓时,这些种种现代性之间的差异似乎又清晰可见。面对看似既统一又矛盾的现象,我们手足无措。究竟何种模型可以统辖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共性?这种模型又如何能避免将种种现代性视为庞大单一现代化进程之体现或将其看作是彼此迥然相异之物?

ii.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一个大胆理论,即“方法论性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乍看起来,这似乎是通过输入欧洲或西方现代性以外的、遍布全球各地的经验和信息,对该论题的范畴加以扩充;而事实上这更多是对社会学思想深层结构的重新思考,而贝克认为社会学思想正是与国家概念紧密相关、与“国际”、“普遍”等概念不可分割。贝克以这些“固有的”学科二元论为研究手段,目的恰恰是为了超越它们。就哲学范畴而言,这意味着对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规避。但把这些表征视作是某种“第三条路”同样是不恰当的。贝克的主旨是探究国家与国际、本地与全球等基本概念性二元论的局限,并藉此解释当今现实的独特格局;跨越普遍与特殊的界限,并和在此处有某种重大特殊义含的“独一性”(singularity)进行对峙。所谓“特异性”并非是指“非多元的”(non-plural),因为“第二现代性之种种”已明确表明其多样性与多元性(multiplicity and plurality);“独一性”意味着其无法归于普遍与特殊的区别规则之下;它是一个变化的时空概念而并非静态的空间性概念;贝克的研究试图寻求一种恰当的“分析单元”,以把捉当今世界不断变型的动态机制及其多维度环节、联系的层叠结构,而“独一性”便与该研究相契合;“独一性”的原基性问题曾一度困扰“第一现代性”的勾勒;此处再次与该问题遭遇,或许可以使我们从第一现代性之中获取借鉴,以为第二现代性选取恰当的“分析单元”,尽管两者的情况大有不同。

iii. 应如何理解乌尔里希•贝克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主义化”(really-existing cosmopolitization )(10)和其晦涩的、乌托邦式的对应概念(Beck 2006:18–20)间所作的深刻区分呢?(11)  后者在思辨层面已经得到充分的讨论。 “国家空间集装箱”(container of the national space)不断锻造出看似单一的全球政经链条,而贝克认为这正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主义化”的来源;同时也与“世界主义”的后果有着某种粗粝、有效的日常关联性。贝克“世界主义观”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非纯粹之物”(impure affair):它由日常事务、由现实世界中自发、庸常的互动推演而来,而并非是源自抽象理念;它已经成为一种有效运转的“世界主义现实政治”,成为触手可及、日益成形的生活事实,成为诸多全球性体系与机制互相渗透的附带结果。

从这种本能式反应状态发展为完善的自反性、批判性秩序究竟有何益处?其很可能最终演变为国家利益的幌子,以世界主义的名义掩盖部落区域意识;也可能像“文化多元主义和批判多样性”一样,日益成为规范、应对差异的政府性、全球性意识形态。如果第二现代性之种种均可以各自树立起或强或弱、各具特色的“世界主义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同现代性之间的摩擦也会在“更高层面”导致不同世界主义的碰撞?

“非纯粹世界主义”是否意味着诸多现代性之间陷入僵局,在饱受吹捧的后西方现代性进程中停滞不前?这尚无定论。第二现代性之种种及随之而来的世界主义观碰撞究竟会铸就怎样的世界?

我们无需对现代性之“种种”究竟是“变体”还是“变奏”进行争论。两者都强调在既有框架内差异与革新的产生方式。前者是指依赖产生于紊乱之中的新因素而进行自我复制的DNA序列。结果将导致遗传密码改写,是一种产生新序列的趋异过程(divergence),这与复印的过程大致相似,会产生大量与原件不同的劣质变体和版本。而“变奏”则与乐谱有关,即无论怎样在每个音节、短句上运指如飞、求新求变,总会对原有旋律有所重复、印证。“变体和变奏”都是在原有框架“界限之内”的转变;而在较少的情况下,它们也会与原有框架彻底决裂,通过创新而有所突破。

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型应用于实际的音乐演奏,如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和连复段(riffing),印度拉格(raga)上行、下行音阶(arohan/avrohan)中的回复和变奏及其指定曲调。阿多诺对于爵士乐的批评,除了夸大固定桥段(set-piece)、即兴戏仿以及虚假创新与“纯粹之物”(real thing)(12)  之间的对峙以外,似乎别无他用(Adorno 1967: 119–32),他脑子里可能也没有几段儿真正的“摇摆爵士”(swing)。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的专辑《升腾》(Ascension, 1965)、《唵》(13) (Om, 1965)便是突破原有框架、彻底摆脱乐谱的具体实例。原始声音材料的混合、不同的声音来源、混杂的音符、歪扭的音阶和种种刺耳至极的东西构成了克特兰“超越固有界限”的音乐作品。甚至一些他最为坚定忠实的追随者们起初都难以接受这些作品中充满“噪音、嘘声和混乱”的鬼魅音域。克特兰释放出一种崭新的、聒噪的、跨越疆域的不同之处,既无清晰可辨的爵士乐特质,亦不能涵纳于其类别界限之内。

这即是强调每件艺术品都具有其作为不可重复事件的特质,尽管我们称之为“变体”。每件艺术品都体现某种“独一性认知”(singularized knowledge),这也是区分诸多第二现代性的经验性原则。而此种种第二现代性无非是在现代性固有声谱之内的“变奏”:若它们迥然相异、位于声谱两端,其后果便无可预知;如果说亚洲国家之种种第二现代性态度不明、骑墙观望,那么阿拉伯国家恐怕就更难在现代性的声谱上定位了。乌尔里希•贝克和埃德加•格兰德(2010)提示我们可根据若干变量将一些亚洲国家的第二现代性进行分类并加以区分。若以持续时间为尺度,我们便可以把它们标示为“简短的、加速的或持续性的”(Beck and Grande 2010: 409–443)。而若将范围扩大至拉丁美洲和非洲,我们便可做如下补充,即“诱发的、统治经济的(dirigiste)、被迫的、停滞的、片面的、附加的”。然而,除衡量“个体化”(14) (individualization)程度的重要标准外,整体的标准体系似乎均偏重于发展速度。而这些标准对于较为主观、无形的生活模式、心智和渴望的变化则缺乏衡量手段。衡量的尺度,对于“从个体经验现象学之内”(15) 判别第二现代性具体路径的进程及其可能的捷径、迷途或令人捉摸不定的迂回,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现代性之种种可以被视为是一系列彼此平行的宇宙,互相分离、平等的实体,或许其中一些较其他更具平等性。然而与“并置模型”(model of juxtaposition)相反,“缠结模型”(entanglement model)则将种种现代性视做几近未分化的缠结团束(knotted skein)。每种现代性都具有各自的脉络,并在与其他现代性的相互作用中保有自身的完整性,如同长相相似的家人一样。“缠结模型”为“通往现代性的多重路径”(multiple paths to modernity)整体理念奠定了基础(Delanty 2004: 391–404);该理念非统摄性整体(non-totalizing whole)的核心义含准确地体现在“通往绝对的硬币”(Small Change of the Universal)这一标签式短语之中,它源于马尔罗的短语La Monnaie de l’Absolu,即无法被统辖的、丰盈而开放的多样性。设想我们一时间拥有一整袋的硬币,三便士、两便士、半便士以及四分之一便士等十进制使用之前的古老分币。他们的面值只能通过那诱人、挺括的“大钞”加以衡量,这个“大钞”票面价值最高,但却不流通,或者根本不存在。

我们不确定种种现代性是否在追寻同一个梦。它们仅仅是深层现代化进程的衍生现象(epiphenomena),或“不变核心”(immutable core)吗?是将其统统置于普遍之物的类别之下,还是归入松散相连的特殊之物,这是个问题。普遍与特殊,不但彼此相斥,并且互相依赖。恩内斯特•拉克劳精辟地将这种境况总结为“普遍与特殊既不可共生又不能分离的困局”(Laclau 2007: 34)。而对基于康德共相学说(16) 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我们便束手无策。该共相学说与原始的、剥离了一切局部具体性(local specificity)以及“可感多样性”(phenomenal(17)  diversity)的 “一般对象”(18) 起着同样的作用,并成为静态、空间性的客体(Bachelard 1968: 93)。与此相左的是一种对“一般对象”的全新理解,它在一种非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触及当下现实的种种变量。“方法论性世界主义”不得不应对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的动态、易变、悖论的种种关系,而这种全新的理解于其至关重要。乌尔里希•贝克观察到“国家”概念几乎总是自然地带有“普遍”之义,而“国际”概念则是前者的乘方式表达,使“普遍”日渐处于层层交错的跨国关系与体制之中,而这些多层面联系很难用传统的三维术语加以描绘,它们不仅作为超国家(supra-national)或元国家(meta-national)的延展加诸于国家空间之上,而且扩展至国家空间之外,又以侧面及横向的方式回返于国家空间之中。在这种境况下,我们不得不将“普遍”视为是与“特殊”和“偶然”(the contingent)互入肌理、彼此相关的概念。

对于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而言,只有“任意独一性”(whatever (19) singularity)才能使我们摆脱“普遍与特殊”的困境。它是指一种不能被归于“个别”或“特殊”之列的特性,除非将其严重扭曲;它象征着的一种形式的摇摆不定(modal oscillation),类似阿甘本举例说明的人类动态的面部长相;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气与活泼代表着某种独一性,既非“普遍先在的面目模板”的个体显现,亦非该具体面容特质的“泛化”。在阿甘本看来,在“千人”与“一面”之间有着某种不断变形的涟漪。他进而说:

书写的笔法(ductus(20) )由共同的文字形式渐渐变为各自不同的特殊笔迹,即使是借助笔体学(graphology)的严格标准,也没有人能对两者进行绝对的区分。对于长相亦是如此,人的特质持续地通过诞生得以显现,而正是这种不断的涌现构成了人类基因的表现度(expressivity)。但反过来是否也成立呢:即正是在每个人写字母p或发音的种种怪癖之中,产生了其共同形式。共同和正确、类属和个体,都只不过是“任意”(whatever)分水岭两边滑落的斜坡罢了。(Agamben 1993: 19)

在本文的主题下,阿甘本所提出的这个方法论性论题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若完全在普遍性或与之相反的特殊性范畴之内理解第二现代性之种种,便无法把握其各自的“本质”(quiddity)和“此性”(thisness)。

非均衡状态

非均衡状态(non-equilibrium)是指欧洲优势还是欧洲中心?前者意味着欧洲在与现代性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发展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对其在艺术、科学、文化领域成就的肯定,这不仅包括启蒙运动独立与批判的思想,而且包括世俗意义的自我审视以及“现代经验叙事之中的存在感”。与此不同的是,欧洲中心则意味着以排他性的视角将世界其他部分视作“他者”,正在边厢等待“进入现代性”(enter modernity)的厅堂。其他地区被视作追跑游戏中的落后者。而欧洲优势则意味着在不平衡的中心/周边权力关系中,“对现代性进行有差异而共同的建构”(uneven but conjoint making of modernity)。起初,欧洲与其他地区的交往意味着孕育现代世界历程与可能性的相互沟通。全球“隐秘角落”的介入,如果不是多多益善的话,便是作为在令人忧虑、岌岌可危的权力服从关系之下构建现代性的机器齿轮。

而对于后殖民批评而言,“将欧洲地方化”需要缩减规模以使其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有时这个使命在后殖民想象被过分夸大,以至于这竟然悖论性地成为其存在的原因。这显著体现在欧洲中心与欧洲优势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对摆脱欧洲思想禁锢小题大做,却最终作茧自缚(Chakravarty 2000: 249–51; McEvilley 2002)。这应与“以地方化为目的”的文学努力相区别,如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Pamuk 2001)一书中所反应的地区独特声音的表达。

对乌尔里希•贝克和埃德加•格兰德而言,目前紧要的是将社会学分析从他们认为是“自我地方化”(self-provincialized)的状态中以及囿于国家范围之内的固有位置中解放出来。他们倡导“去地方化”是为唤起对当今兴起的全球化链条及联系的关注,这些关系与当代移民浪潮中的文化混体、变异及异质性相叠加,应怎样对这一系列崭新的因素进行重新认识呢?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第一现代性“东拼西凑、共担风险”的路径加以回顾,或许可以为第二现代性提供一些切题的经验。

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欧洲强国在印度海岸线和亚洲沿海地区建立起“工厂体系”。它们将版图瓜分成各种贸易站、殖民地区域和商业工厂。种种微观社会学研究表明,这些殖民“前哨战”(outposts)不仅仅是贸易场所和装卸码头,例如,对一家位于特兰奎巴(Tranquebar/Tarangambadi)的芬兰工厂的深入研究(Irschick 2003: 254–70)表明,除了作为生产和商品设计的场所,它同时还是传播和生产技术技能的平台,并成为在宗教和文字沟通过程中世界观彼此交融的文化交流区域。起初,这些葡萄牙飞地(enclaves)起着连接、沟通的作用(plugged-in),一面是欧洲大陆的教义纷争,另一面却监控着印度的宗教活动(Henn 2009)。这些交易纽带最终成为今天第二现代性进程中的“全球化飞地和相遇之所”,由跨国公司带到世界各地。具体来说,它们包括呼叫中心、信息技术服务器供应商研究中心、血汗工厂、微电子芯片实验室、计算机部件工厂,以及一系列用于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的各种地点(Baxi 2006)。(21)  从班加罗尔到曼谷,再到深圳以及其他类似的生产和交换通道,它们在全世界披荆斩棘、无处不在。它们成为技术流通和自我塑造的空间,并纳入全球化思维和行为的惯例之中,即纳入一系列我们视之为“去地方化”的现实之中。它们的影响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后果,只能依靠能够把握和解读世界主义关系和效果的方法论来加以揭示。

大西洋奴隶制度及其运转场所与此并无二致。作为一种非人的制度、充满暴力和死亡的机器,它对大西洋诸国从苦难到现代性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Gilroy 1993)。和有关其发生的准确时间、地点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占的比重的争论相比,其根本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奴隶殖民不能被贬低为当时兴起的“世界进程”中反常、边缘的一段插曲。在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帕特森总结认为印度西部的奴隶种植园,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单元,也许要比当时典型的不列颠商行更加复杂、先进。简而言之,大约直至十八世纪中期,所谓的“边缘”(periphery)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一直是领先于“中心”(core)的。在宏观经济层面,当然包括政治主导地位方面,“中心”是领先于“边缘”的(Patterson 1977: 407–49)。在较为抽象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方面,来自边缘的贡献以及“边缘与中心世界”之间观察、经验的互通,揭示了黑格尔所说的“优势”地区的建立,是如何与海地真实、动乱的事件同时发生的(Buck-Morss 2001: 42–70)。

这些在“令人不安的现代性共建”过程中的片段,导致了第一现代性世界的大规模流通性。其模型处于一种非线性、不稳定的状态,并具有游移不定、发散性的“去地方化”动力(Morin 2008: 54–66; Prigogine, 1997: 57–72)。在第一现代性工业发展的巅峰时期,印度沿海地区的工厂纷纷倒闭:技术技能被转移到具有更高机械化程度的兰开夏郡(22) (Lancashire)工厂和磨坊。印度次大陆经历了一场“棉布荒”。于是次大陆移民来到兰开夏郡,弥补了当地日益缩减的劳动力,或者购买过时、零散的工业器具以建立“和家里一样”的商铺。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兰开夏郡的工作日益外包到印度。现代性共建背后的竞争关系不仅仅是按部就班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偶然而残酷的“欠发达生产”(production of underdevelopment)。这在第一现代性期间对世界进行南与北、发达与发展中的划分中似乎极为明显。在一些国家经历发展的同时,另一些国家正被掏空并陷入绝境,或者被迅速贴上没有实现现代性机会的标签。

然而在今天,全球性链条彼此混杂、跨越南北界限,并且以极其混乱的方式彼此依赖。在发达的北半球,与以往不同的异常和病态开始盛行:人口老化速度超过人口出生率;无处不在的精神健康问题与不断降低的“幸福指数”和工作表现不无关系;工作外包导致的失业;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在“发展之后”以及现代性的鼎盛时期出现的(Maharaj and Tawadros 2005)。在发达国家世界,一种“后发展蓝调式的忧郁”与全球其他地区岌岌可危的困境相混杂。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现代性之种种呈现为一种“过度发展及其不满”(overdevelopment and its discontents),甚至在某些可谓发展尚未开始的地区亦是如此。不管我们将其视为南南优势(South-South ascendency)的象征还是通往后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对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后果及其未来前景进行深刻思考,对于发达现代性以及更远的未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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