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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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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大师画作 挺进中国!

2010-11-04    编辑:[周杭瑜]

核心内容: (引言)近期拍场上,来自中国和亚洲各地的藏家对西方现代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令人侧目。往日觉得遥不可及的欧洲大师巨作,正在走进国人的收藏视野。

雷诺阿笔下的保罗•杜兰德•吕埃尔,后者是印象派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同时奠定了艺术经纪人的地位。
 


文/杜卡
图:佳士得、苏富比

正文:

今年下半年,西方现代大师的画作成为国人收藏界关注的热点。不论是香港马凌画廊的开业还是苏富比拍卖行率先来北京和香港做展卖,都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折射出积极的信息:西方现代经典画作在中国的收藏潜力,是目前整体市场共同在尝试挖掘与培养的重点之一。

先是9月底,法国画商马凌先生(Mr. Edouard Malingue)创办的马凌画廊(EDOUARD MALINGUE GALLERY)隆重宣布于香港开业,成为香港首家唯一专门代理印象派及现代艺术的画廊。9月28日至12月4日,马凌画廊举办了香港迄今为止由画廊策划的最大型毕加索展览,多幅珍稀毕加索作品,比如《两裸像之研究》及《戴帽的女人》等均是通过本次展览在亚洲首次亮相,颇为难得。

接着金秋10月,苏富比又首次携20余幅西方大师的代表作,在北京柏悦酒店特别举行《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巨匠油画展》(Modern Masters: Impressionism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rt)。纵横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艺坛的雷诺瓦(Pierre-Auguste Renoir)、莫奈(Claude Monet)、德加(Edgar Degas)、毕加索 (Pablo Picasso)及夏加尔(Marc Chagall)等名家的共20余幅精品,悉数到场。稍后,此展又于11月末移师香港。其展品订价从200万至2500万美元不等。

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部国际联合主席大卫•诺曼(David Norman) 在开展前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前言,赋予此次展览极高的历史意义“苏富比成立265年以来, 见于亚洲收藏家在现今不断演变的艺术市场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今年首度于亚洲举办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巨匠油画展。东方审美学与品味是造就西洋艺术首个现代化运动──印象派主义的主因。莫内、雷诺瓦和许多同辈画家,都是亚洲艺术的爱好者和收藏家,他们对艺术历史影响至深,万人敬仰。所以,此次油画展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相互循环交流, 反映出双方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源远流长的互动交替关系, 意义殊深。”

诺曼此次也专程来京,与全新的观众和收藏家碰面。当记者问及为何以展卖洽购的形式来推出这批杰作时,诺曼则表现出专业人员的谨慎:“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所以我们和潜在的中国收藏家都需要时间来彼此熟悉。那么展卖的方式就是让有兴趣的买家可以向我们细细咨询作品的情况和价格,然后在商讨交流中完成销售。这样会比激烈迅速的拍卖方式更加适合新兴市场的客户群。而且,因为是展卖,所以最后不会公布成交结果。”随即,他又十分谦虚地说明了自己此行的明确目的:“希望更加了解中国客户的收藏兴趣与方向,以作为未来策划展览的重要参考。” 看来,这次只是个开头,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企图颇为长远。

而后,问及为何花费重金来中国率先推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展卖,苏富比亚洲区主席黄林诗韵流利地用普通话讲到:“苏富比近期举行的拍卖会上,来自中国和亚洲各地的藏家都对印象派及现代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令人侧目。所以,在常设的伦敦和纽约拍卖会之外,这是我们第一次专门为亚洲藏家筹办并直接在北京和香港推出的展卖。”的确,从这两年的买家分布来看,差不多每场此板块的拍卖中,都有约5%左右的拍品(以数量计算)被亚洲买家竞得。亚洲区域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艺术市场中的角色日渐重要,也反映出国人对西方现代艺术品的切实兴趣。

而且今年上半年,现代艺术拍品最高价两度被刷新,也引来众人的持续关注。一件瑞士超现实主义雕塑家阿尔伯特•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1960年的作品《行走的人》在今年2月伦敦苏富比拍出了1.043亿美元(6500万英镑)的价格,刚巧打破了6年前由毕加索的粉红时期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创下的1.042亿美元的单件艺术品拍卖纪录,显示出冰冻已久的艺术市场似乎有复苏的迹象。贾科梅蒂近年来雕塑价格的显著上涨,让他获得了“新毕加索”之美称。

《行走的人》是贾科梅蒂罕见的真人大小的精品。这件1.8米高的青铜雕像塑造了一位细瘦的男人拖着无力的步子往前走,平视前方,双臂下垂,折射出空虚缺乏意义的现代生活以及孤绝的心理状态。说到这件雕塑的来由,则是半个世纪前贾科梅蒂受建筑师戈登•邦夏(Gordon Bunshaft)之委托,为曼哈顿中心的美国大通银行创作的一组作品中的一件。它本该竖立在邦夏设计的玻璃与钢结构的60层高的大楼总部,但该系列从未完成。

5月,来自美国洛杉矶布罗迪夫人(Mrs. Sidney F. Brody)珍藏的毕加索(1881-1973)画作《裸体、绿叶和半身像》以1.065亿美元在纽约佳士得又刷新了上述纪录,成为当今全球拍卖价格最高的艺术作品。此作是45岁的毕加索给17岁的情人玛丽•德瑞丝•沃特(Marie-Thérèse Walter)所画的肖像,呈现出超现实主义风格。因为从未彩色出版过,而被认为是毕加索“遗失”的1932年珍品。布罗迪夫妇在上世纪50年代从毕加索的经纪人那里直接购买了这幅作品,并将其视为日益丰富的艺术收藏的焦点。此作只在1961年于美国展览过一次(那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研究会(UCLA Art Council)赞助的回顾展,以庆祝毕加索80诞辰),此后50年未出现于公众眼前,直到拍卖。布雷德斯(Brades)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凯瑟琳•格雷迪(Catherine Grady)近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到:“尽管评论家们认为这并不是毕加索最好的作品,但它的确是知名艺术家的知名作品之一。对于买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划算的投资,因为它能抵御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同时还能和朋友乃至公众分享艺术品独有的红利——精神的愉悦和认同感。”

当《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创下新高后,大家的目光又锁定于1个月后伦敦佳士得上拍的另一件毕加索名画《喝苦艾酒的人》,“蓝色时期”的佳作,描画的是他当时的好友昂杰(Angel)。1899年,毕加索在著名的“四只猫”酒馆遇见了昂杰,昂杰的面前放着一杯苦艾酒。18岁的毕加索立刻被昂杰自然流露的时尚风格所吸引,两人自此结为密友。1903年,毕加索创作了这张画。画中,昂杰拿着烟斗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杯苦艾酒,烟雾袅袅而上。整幅作品的笔触深刻、随性、旋转自如,色调幽蓝而不失丰富,显示出年轻的毕加索已拥有高超画技。

此作由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基金会(The Andrew Lloyd Webber Foundation )于1995年5月在纽约以2920万美元投得。15年后,此作估价3,000至4,000万英镑,却只以略高于底价的3,480万英镑(5,160万美元)成交。这个结果显然与之前所预期的相差甚远,也让众人对国际艺术市场的复苏信心打了折扣。

与毕加索齐名的另一位上世纪伟大的画家是比他年长12岁的马蒂斯(Henry Matisse,1869-1954)。虽然其作品总的来说没有毕加索那么昂贵,但是他更为脚踏实地的画风,在如今抽象和观念艺术有些灯枯油尽之时,则显得格外具有借鉴意义。5月,他作于1919年的《花瓶静物》以2864万美元售出,成为其个人历年拍卖作品中仅次于《黄花九轮草》(4629万美元)和《侍女图,蓝色和谐》(3364万美元)的第三高价。马蒂斯的花卉静物总是艳丽又不浮华,透着平衡与纯粹,同时传递出大胆、完美和开朗乐观的精神。

维也纳分离派大师、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的两件作品也在今年出尽风头。先是《卡松的教堂》引领了早春伦敦苏富比拍卖,2692万英镑(4320万美元)的好价钱在风景画中实属难得。这件创作于1913年的佳作,描绘了意大利加尔达湖畔小镇的宁静景色,以柔和的绿色、蓝色和橙色表现出克里姆特典型的装饰性风格。6月,伦敦佳士得则推出了他的巨作《Ria Munk肖像III》。Ria Munk是克里姆特最重要的赞助人Aranka Munk的女儿,1911年12月因感情受挫而开枪自杀。1917年,克里姆特开始创作这幅肖像,画面上她脸上挂着宁静的微笑,侧身而立,被花团锦簇所环绕。此作虽未完成,但人物面庞和大部分背景均已初见效果,最后仍以1880万英镑(2790万美元)顺利易主。

其实,世界上最昂贵的现代油画纪录正是由克里姆特所保持。2006年,他的《阿德勒•布罗赫-鲍尔夫人 肖像I》(美术史家认为,克里姆特和鲍尔夫人保持了多年的情人关系),以1.35亿美元被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Estee Lauder)的掌门人罗纳德•S•劳德(Ronald Steven Lauder)在佳士得以私人认购的方式买下,缔造了当时单幅油画最高价格纪录。同年11月,克里姆特的《阿德勒•布罗赫-鲍尔夫人肖像II》在纽约佳士得也以8794万美元高价易主。

延伸阅读:那些“现代”那些“派”
西方现代派美术(Modern Art)作品在国际拍卖场上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美术史框架的学术支撑。具体说来,西方现代派美术是指西方国家从上世纪初到二战前后发展起来的现代美术中的某些流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的统称。

这些先锋艺术的出现有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的历史渊源,更与现代西方社会的进程紧密相连。技术革命、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等的改变;摄影技术的日益成熟;以日本版画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和以木雕图腾为代表的非洲艺术的传入;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以及西方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都促进了现代派美术的形成。

从整个欧洲美术历程来看,现代派美术思潮是从印象派前后这个时期开始的。确切的说,起源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塞尚、高更和荷兰画家梵高。

野兽派、德国表现主义、立体派

1905年,以马蒂斯、凡•东根(Kees van Dongen)为首的野兽派在巴黎诞生。他们从塞尚的作品中得到启发,艺术形式则深受高更和梵高的影响,色彩强烈、线条奔放、形体夸张,以此表现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

同期,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亚伦斯基(Alexej von Jawlensky)为代表的德国表现主义应运而生。(曾长期居住在德国柏林的挪威画家蒙克Edward Munk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同样追求艺术家本人的主观感受,但并不注重于纯形式的探索,而是把绘画视为反抗社会,宣泄不满的手段。 基希纳作于1913-1914年的《柏林街景》曾在2006年的纽约佳士得以3810万美元高价易主,历久弥新。

1907年,毕加索的一幅《亚维农少女》标志着立体派绘画艺术的诞生。立体派艺术家先把一切物象加以破坏和肢解,把自然形体分解为各个几何切面,然后加以主观组合。甚至把同一物体的几个不同切面拼凑在同一画面上,借以表达四维空间。

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自此之后,欧洲各种新理论新观念纷纷涌现。未来派在1909年以前卫的姿态出现于意大利。他们根据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工业化的刺激、起而反对过去那些沉郁静态的艺术,并在宣言中大声疾呼“必须彻底扫除一切发霉的陈腐的题材,以便达到现代生活的旋涡——一种钢铁的、狂热的、骄傲的疾驰生活”。吉罗•塞维利尼(Gino Severini)1915年作的《女芭蕾舞者》则是近期未来派作品中拍卖的佼佼者。这幅以女舞蹈演员为主体的作品,成粉色调,清新、亮丽。也许正是这种轻快的节奏感,令这件作品吸引了五位电话竞拍者,最终以1505万英镑(2962万美元)由苏富比高级主管菲利普•胡克(Philip Hook)的电话代理人竞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欧洲各国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创伤。一批青年艺术家出于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发表了《达达宣言》。他们对人类原有的一切感到厌恶,所以要否定一切,破坏一切。怪诞荒谬的形象成为其鲜明的艺术语言。

1924年,法国医生兼诗人、原达达派骨干分子布雷东(Andre Breton)组织成立了超现实主义流派。利用图画象征、造型隐喻、改变环境等手法,表现荒谬混乱的场景,营造出种种奇幻画面。西班牙画家米罗(Joan Miro)是其中颇有幽默幻想的一位大师,作品绚丽,童心未泯。而比利时画家玛格丽特(Rene Magritte)是这个流派中最具诗人气质的画家,其作品如梦如幻、幽静神秘,虽然真实地表现日常场景,但事件与细节的意外组合,产生奇特怪诞的意味。他的《神秘的路障》在今年6月以508万英镑(754万美元)成交。

抽象主义

与这些热闹的流派截然不同的是抽象主义。1901年前后,经过侨居德国的俄国画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荷兰画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等人的数年摸索,抽象主义终于形成。艺术家在此摆脱了再现视觉感受的传统,把点、线、面视作自主的表现元素,使之变成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从莫奈到毕加索:自由交易是这样兴起的

19世纪末,经济与科技的巨大变革为艺术领域前所未有的革新创造了舞台。先锋艺术市场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让这些20世纪的艺术家们因此享受到比他们前辈要大得多的创作自由。

虽然印象派画家集体挑战官方沙龙的故事已经成为美术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但学者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一般的美术史研究者并未十分重视那段时期里市场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他们基本上认为:艺术市场只是经纪商和收藏家参与的买卖,艺术家只管画画,至于这些作品后来卖给了谁,艺术家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恐怕,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这个观念下写出来的经济史和艺术史都有很大问题。因为正是19世纪末的经济变革给艺术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

官方沙龙的长期垄断

从文艺复兴开始,绝大部分的艺术市场被有权有势的机构与个人掌控。在巴黎,就在现代绘画出现之前,美术市场是由政府统治的,艺术界的核心机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沙龙。每一年或两年,由官方的艺术学院推出展览。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没有得到沙龙评委会的入选资格之前,连评论家都不能大张旗鼓地给其写评语,更不用说重要的商人和收藏家来购买。但若被评委会给予了奖项或荣誉,他们就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

换言之,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若无沙龙评委会的认可,再有雄心壮志的艺术家也不能成功。即使私人画廊销售作品,也要等到沙龙评审得出乐观结果之后。实际上,通常只有那些的的确确在沙龙展览上展出过的作品才能卖出高价。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观察到,“在这样的集权统治下,艺术家只是一个高级奴仆,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为沙龙内部等级制度的傀儡。”

转折的1874:印象派独立沙龙展

这样的状况在1874年开始转变。那年,印象派代表画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和他的一群朋友组织了一个独立展览,展出了29位艺术家的作品。虽然起初它的影响有限,但相当长时间之后再来看,其特殊重要性才明晰起来:它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先锋画家的声誉由此开始不再只由沙龙掌控,独立的民间自发组织的群展越来越有发言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874至1886年间举行的8次印象派展览,还有自1884年起每年一届的独立沙龙展(非官方的民间群展)。

莫奈和他的印象派同仁们是19世纪巴黎画坛第一批没有在官方沙龙获奖但仍旧出人头地的画家。1874年之后,这仿佛成了一个定律。如今我们认为重要的后来的这些艺术家,没有一位是再靠官方沙龙而出名的了。1902年,印象派最重要的继承人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为他们的成就高唱凯歌,他说这些独立展览是“法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仅仅一小撮人,一个武器——他们的艺术天赋,就成功地对抗了来自官方、媒体和金钱的强大势力。”

然而,相应的艺术市场并没有随之成形。对于私人画廊来说,要他们愿意销售年轻先锋艺术家的作品,还需要一个过程。譬如,梵高在1887年的巴黎时写道:“这里的交易很缓慢。大的艺术商人只卖米勒(Millet)、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柯罗(Corot)、道比尼(Daubigny)、杜普雷(Dupre)等前辈大师的作品,价格昂贵之极。他们几乎不代理年轻艺术家。而二流的画商虽然卖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但是价格又极其低廉。”

梵高提到的那几位画家中,除了第5位,杜普雷,当时已76岁,其余4位都已过世。而且,这5位画家均是通过官方沙龙出名的。后来一些大画商逐渐意识到,经营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潜力可能很大。这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杜兰德•吕埃尔(Paul Durand- Ruel),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购买莫奈和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19世纪90年代时,画商沃拉尔(Ambroise Vollard)也买了一些塞尚的画。但是这样的画商还是太少了。其背后的问题是,持续购买印象派画家作品的收藏家,在19世纪末,还是太少了。

现代艺术家开始在画廊办个展了

这种行情在20世纪初终于有所改观。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显示出价格的上扬。随之也带动了当时年轻艺术家作品的市场。

那时,民间群展这种展出形式已经颇为普及了,还有独立社团赞助的沙龙也多起来。但是在把新艺术传递给公众的这个环节中,私人画廊变得愈发重要了。在1910年,先锋艺术界的领军评论家纪尧姆•阿波里耐(Guillaume Apollinaire)发现:“由私人画廊推出的艺术家个人展览看来要消减每年大型沙龙群展的威力了。”由于许多画家已经把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第一时间放到画廊展出过了,当同样的作品在沙龙展上出现时,公众就已经没那么好奇了。曾经,画廊并不是最佳的展出地点。但从那时起,画廊逐步却代替了群展,成为新艺术最核心的展览空间。不仅巴黎如此,其它艺术中心城市的情况也相仿。

有趣的是,1900年从家乡西班牙来到巴黎的毕加索,正是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中第一位只在画廊办展而不参加大型群展的画家。在这方面,他竖立了一个典范。后来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效仿此路。就这样,一个高度自由竞争的蓬勃的艺术市场正在形成,只是当时大多数艺术家、评论家、画商和收藏家们对此的认识还比较滞后。

“熊皮”俱乐部:投资当代艺术好!

还有另一个相关的现象,也始于19世纪,并在后来发扬光大。这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较早购买富有创意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日后能够获得不小的经济回报。那些获利的收藏家们,通常都是在起初听取了这些艺术家的建议,并且很早就开始收藏。创新的当代艺术品能升值,这个观念让许多天才艺术家得以度过事业的起步期。正如英国艺术家学者艾伦•鲍内斯(Alan Bowness)所说:“几乎每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创作初期都吸引了一、两位收藏家的持续支持,这些收藏家几乎总是出现在所有相关的场合。他们和艺术家是好朋友,也听取艺术家的建议。”

对于一个富有竞争的艺术市场来说,这可是关键特征:艺术家的创作不必为了取悦大众,甚至不必取悦许多收藏家。在成百上千来看展览的观众中,只需要获得一两位稳定买家的支持。如果支持的时间足够长,这位艺术家成名了,那么就会激励其他收藏家去发掘新的艺术家!

在1914年巴黎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当时先锋艺术品的投资价值。10年前,一位年轻的商人安德鲁•里弗(Andre Level)组织了一个收藏家联盟。他和另外的12名合伙人每人拿出一笔钱组成了一支基金,每年允许里弗购买2750法郎的艺术品。这个团体取名为“熊皮”俱乐部。(此名来自法国寓言诗人拉方丹La Fontaine的寓言,讲述了两个设下陷阱捕获野兽的人提前“卖给”皮货商人一张大熊皮,结果后来却未能捕获大熊。)里弗买了早些时候的艺术家作品,包括高更和梵高,但是把更多钱用来购买了年轻一些的艺术家作品,特别是毕加索和马蒂斯。当10年积累下来的画作拍卖时,总成交额达到11万6,545法郎,是整个团体10年来总投资的4倍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画作价钱最高。其中毕加索的一张早期代表作《卖艺人家》(The Family of Saltimbanques,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卖到了1万2,650法郎,是当初1905年购买价格的12倍还多!这场拍卖被看作是立体派和野兽派作品市场的巨大成功。对于此次胜利拍卖的新闻报道让毕加索和马蒂斯不仅在法国出了名,其名声还远扬到美国。在那时,这是首次公开拍卖一组现代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它的成功让更多人确信,当代艺术可以成为一项好的投资。

这个喜讯给新时期的艺术自由打下了基础,让艺术家得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创作,而不是听顺于赞助人的想法。

马蒂斯和毕加索:南极与北极的

在这里,我们以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位艺术家——毕加索和马蒂斯为例,试图窥探一下他们的艺术创作与市场的微妙互动。

毕加索: 艺术天才&精明商人

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他是西班牙人,自幼有非凡的艺术才能,其父是美术教师。他曾在美术学院接受过比较严格的绘画训练,具有坚实的造型能力。 自1900年之后,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对于作品,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

毕加索不仅是一位艺术天才,也是极为敏锐精明的商人。他一生大约创作了2万件画作,的确数量庞大。毕加索还能把这些作品卖上好价钱。其成功之道与当今奢侈品市场的黄金定律非常一致:有限的投放(他晚期只通过Kahnweiler画廊销售作品);足够的个性(譬如他将非洲风格的艺术融入自己的创作);聪明的社交(他经常给知名的收藏家以及那些“品味缔造者”画肖像);相当“多彩”的私生活(拥有过数不清的情人)。

他为何在生前就如此成功了?

在20世纪之前,艺术家们一般在有生之年都享受不到因自己作品而带来的荣华富贵和评论家的赞誉。但是毕加索有幸做到了。他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某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

但这一切并非只是“走运”。实际上,在上世纪的前40年中,毕加索十分重视和努力地赢得艺术商人、评论家、收藏家和策展人的支持。他很明白,建立声名和销售作品是要靠这些人鼎力相助的!

现代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接受采访时,曾长篇大论地讲述到毕加索如何长期用心经营自己的作品与市场。他说到:
毕加索与市场的关系看似极为矛盾:一方面他竭力支持共产主义,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另一方面他去世时已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艺术大胆革新,但同时他在巴黎与自己的经纪人隔墙而居了15年之久。1918年,毕加索斥责了过于乌托邦的经纪人里昂斯•劳申伯格(Leonce Rosenberg),并生气地说“这个商人,是敌人!”当里昂斯离开后,他的兄弟——更精明和富有的保罗•劳申伯格(Paul Rosenberg)成为毕加索的经纪人,并为他的艺术风格的顺利转型提供了经济支持。

1918年的夏天,他们开始合作。同时,魅力四射的艺术赞助人尤金妮亚•埃拉苏里斯(Eugenia Errazuriz)邀请毕加索和他新婚的妻子鸥嘉(Olga)去她在比亚里茨(Biarritz)的别墅度蜜月。在那里,毕加索认识了一群温文尔雅的艺术商人,他们常常把画作卖给埃拉苏里斯的尊贵客人。劳申伯格和他的老搭档乔治•威尔登斯坦(Georges Wildenstein)也在附近租下了别墅。这个夏天,毕加索给这些艺术商人的妻子和孩子们画了不少肖像,并借此与之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其余时间,他们不断讨论,最终决定了新的市场策略:威尔登斯坦作为幕后赞助人,劳申伯格作为毕加索在世界范围内的经纪人。二人还承诺,每年都会购买毕加索的一大批画。就这样,毕加索和劳申伯格的紧密合作持续了21年之久。威尔登斯坦虽在1932年退出了合约,但也给予了毕加索15年的大力支持。

在与劳申伯格的合作关系稳定后,毕加索转向新古典主义。这让他的那些立体派的追随者感到分外惊讶。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创作了一批最为罕见、最富有冒险精神的作品。看来,比起生活富足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奢华,他更享受因此而获得的心情上的舒畅与自由。没有什么比做回本真的自己更棒了。

1924年,一桩非比寻常的交易又反映出毕加索对市场的双重态度:毕加索把《亚维农少女》卖给了时装设计大师雅克•杜塞(Jacques Doucet)。整件事情是杜塞的艺术顾问、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安德烈•布莱登(Andre Breton)与毕加索商谈的。实际上,毕加索当时拒绝了很多买画的订单,唯独答应把自己珍藏的最重要的早期立体派作品以低于市场价卖给了布莱登的大客户杜塞。他是怎么想的呢?原来,他把这次的交易看作是推动自己与布莱登关系的绝好机会,即,巩固与超现实主义流派关系的契机。他认为,这比把此作高价卖掉要有意义得多。

然而,无论如何,毕加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让人清晰看到,作为当代前卫的艺术家,与商业打好交道,是一项多么重要的任务!事实是,为了生存,现代艺术不得不在市场中做大做强。

马蒂斯:绚丽而宁静的“野兽”

马蒂斯生于法国。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曾做过陶瓷厂的画工。少年时代的他曾学习法律并成为律师。21岁那年,他患阑尾炎而住进医院。为了打发无聊时间,母亲送给他一盒颜料、一套画笔和一本绘画自学手册作为礼物。在画画当中,马蒂斯平生第一次感觉到“自由、安宁和闲静”。日后,马蒂斯一生都在致力于色彩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来实现纯粹而宁静的氛围。

作为野兽派的创始人,他的美学观念十分鲜明:即大胆的色彩、简练的造型、和谐一致的构图以及强烈的装饰性。这些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简洁、清晰、略去细节,以单纯的线条和色彩入画。1908年马蒂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他说:“我希望的是一种平衡、纯洁、宁静、不含有使人不安的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对于一切脑力劳动者,无论是商人或是作家,它好像是一种安慰、一种镇定剂,或者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可以消除他的疲劳”。

1917年,马蒂斯和他的代理画廊Bernheim-Jeune签了一份新的合同。那时,一战已经行将结束。很明显,战前的那些先锋艺术运动和艺术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了马蒂斯来说,战争导致他失去了战前为之工作了十多年的俄国客户。为这些俄国客户创作的大型油画,比如《舞蹈》(1909-1910),后来被用于装饰在某些大楼内。这批作品的艺术气息比较接近壁画,有点像马蒂斯仰慕的文艺复兴开创者乔托(Giotto)的作品感觉。可是战争改变了一切。为了能引起茫茫人海中潜在的现代艺术收藏家们的注意,他强迫自己把探索方向转为架上绘画——尺寸略小一些、适宜装饰在家庭墙面上的作品。为此,他搬到了尼斯(Nice),离巴黎足够远的一个法国南部城市。这里阳光明媚,气候宜人。

随着返回架上绘画,马蒂斯对前辈大师的兴趣又再次点燃。从印象派画家到更早些的马奈(Manet)、库贝特(Courbet)、夏尔丹(Chardin)、伦勃朗(Rembrandt)、维米尔(Vermeer)。同时,一战前在他的大幅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伊斯兰装饰艺术元素,现在则扩展为更宽广的东方主义,其中分明可见安格尔(Ingres)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影响。

不过,他对图式风格的探索是一以贯之的。首先,色彩——他最为感到舒服的领域;其次,线条——他越来越努力于此,并且还通过练习雕塑来提高线条功力。这段时期,由于阅读了现代性理论的两位奠基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马拉梅(Mallarmé)的著作,也更巩固了马蒂斯对形式主义审美的认同,并常常思考艺术之于生活的独立性以及形式之于情感的独立性。

然而,几年过去了,马蒂斯在这些方面的潜心探究也让他陷入极度的不安与孤立之中。1927年起,他的创作减少了。为了度过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他去了塔希提岛(Tahiti)旅行良久,期间几乎中断了绘画。后来他收到美国大商人阿尔弗莱德•巴恩斯(Alfred Barnes)的一个新订单(巴恩斯收藏了相当多非常重要的印象派和现代派作品,并把马蒂斯与塞尚和雷诺阿相提并论),由此决定返回到曾经那张著名的《舞蹈》(1909-1910)的主题。不过,这次的回归更富有史诗般的抽象模式,历时3年多才完成。

二战1941:决定留在尼斯 与艺术终老

1934年,他重新开始架上绘画。但当时欧洲刚经历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几乎没有现代艺术市场。相关的政治与历史条件也恶化了。这种衰败的情形随着希特勒在德国势力的强大而更加严峻,何况再加上西班牙民主战争和最终爆发的二战。当德军在1941年占领法国时,佩塔因(Petain)政府接受了停战协议。与很多现代艺术家和作家移民至美国不同,马蒂斯决定留在法国,留在尼斯。不久,他的健康恶化,被迫做了一个几乎让他丧命的手术。自此,他的身体便一蹶不振。但是,病痛没有阻止他的创作。晚年,马蒂斯在极度孤独中,竭尽全力创作了一系列令人佩服的线描,名曰“主题与变动”。在他生命的最末期,画线描对于病榻上的马蒂斯也十分困难了,剪纸成为他临终的创作形式。但他仍通过彩色剪纸来试验色彩关系。此时,他的艺术已经极其简练,带有平面装饰性。然而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超越了狭小的装饰天地,从而创造了“大装饰艺术”的概念。

的确,无论创作理念还是生活境遇,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情况都类似南极与北极之遥,毫无相同。但身为抽象主义画家和评论家的旁观者康定斯基语道破:“马蒂斯:色彩;毕加索:形式。两个伟大的流派,一个伟大的目的。” 正是这两位歧路上的同道者,引领了后来人一起创造出波澜壮阔的20世纪现代艺术史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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