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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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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文章

边缘上的城市/刘杰

2010-10-12    编辑:[周杭瑜]

对话机

艺术家Julius+von+Bismarck备展

展览现场与观众

 

刘杰 (图片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提供)

 一年一度的“柏林跨媒体艺术节”至今已举办了20余界,它已成为国际上囊括数码、录像、装置、声音等多种媒体艺术的最重要群展之一。今年北京歌德学院联合柏林跨媒体艺术节把与之相关的作品带到了北京,在刚刚过去的炎夏中北京的观众们也有机会到今日美术馆去观赏这些新出炉的跨媒体艺术品。

据权威统计,全球总人口中目前已有一大半生活在城市里,城市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拥有在城市生活的切身经验,此次展览便是围绕这些经验的。展览以“边缘上的城市”为主题,很明显艺术家们在试图打破一些常规,变换通行的视角,寻求某种突破。柏林就只是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吗?北京只是天安门的北京吗?漫步在一条没有任何地标式特征的巴黎小巷里就不算是游览巴黎吗?艺术家们有意识地从边缘的、不为人注意的、易被忽略的、大家习以为常的元素切入:平常的街道、楼梯、过道、站台、楼宇空间、光影、各种说话的声音、大城市的匿名性、充盈和流动于城市空间的光、电、磁波。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加工处理、抽离和组合,艺术家们试图勾勒出一个现代城市生活的面相和风貌,它的肌理结构,拷问现有的、成建制的认知方式、空间观念,探讨某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柏林 1996年6月21日”是一个录像作品,它选取了一个平常的日子、在三个平常的地点和三个平常的时间段进行拍摄,地点和时间都由计算机随机生成,不包含任何隐喻和象征。一个男士提着公文包,步入城铁车站,走上楼梯,转弯,下楼。这些都是那样的常见,乃至乏味,它太熟悉,略显无聊,它每时每刻都在被千千万万人重复着。这个男士突然举起公事包,像盘子般托起,旋转。他如同一个舞者,突然弹一下腿,旋即又恢复常态。是对日常和平庸的反抗?还是对固定程式的消解?是掀起小波澜还是添加一点意义的盐?我们不得而知。他漫步在街上,驻留在餐馆前,常规视觉习惯被有意颠覆,画面被竖直切成两半或水平截成几截,它们同向或异向移动,通过玩弄时间元素,人物会同时出现在两个画面内,一丝荒唐、有点偶然,没有意义,这不正是我们时常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吗?

镜头故意攫取面积较小的画面,地标式或符号式的东西无处容身(与各类城市宣传片形成对拓),镜头里的城市就是我们周遭的城市,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远景镜头拉近后,对象变大却愈加模糊。这和我们寻常的视觉习惯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视觉常规的突破也体现在“艺术广告”里,“艺术广告”是一个多媒体互动装置,观众用特制望远镜向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广告牌望去,一段段的艺术录像被投射到广告牌上,化妆品广告上出现一张女性肌肤美白的脸,一块尚未利用的广告牌成了一块黑底,上面用亮白字写着Enlightenment(启蒙),全新的视觉体验连带一点反讽。“扩大的空间”中一辆行驶在哥本哈根的卡车车厢和一座发电厂的外墙形成影像的载体,空间呈现出流动性,确定无疑的空间不再是不证自明的预设。

城市不仅是视觉的城市,它还是听觉的城市,音乐、说话和噪声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人类交往性的一部分。“对话机”是一个声音装置,它由8个音箱和11个琴键盘,每一个琴键都对应一个音频文件,按下即会播放一句简短的话,内容广泛,涉及各类主题,既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具体意义如何产出,取决于如何敲击琴键。“对话机”构成了一个类似索绪尔式的语言系统或福柯式的话语系统,它构成一个建构社会现实和生产意义的社会场所。在参观过程中,有琴键脱落,工作人员前去修复,那个琴键被反复碰触,“Ten Dollar”,“Ten Dollar”(10美元),反复鼓噪,倒是颇为传神地宣示了当下,一个不曾预料的话语效应溢出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时代,城市生活建立在复杂技术基础之上。艺术家们在此从技术的不可见性着手,探寻城市运转的隐秘肌理。“反射”将音频数码转化成视觉形象。“寻找顾巴先生”中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形成关联,一边是乘坐公共汽车游览小城,另一边是公共汽车虚化成一个点在谷歌地球的数字街景地图上移动,再配以Youtube上各类关于小城的短片,带给观众现实和虚拟世界的互动体验。近几十年来,各类电波、磁波、信号迅猛增长,它们肉眼虽不可见,却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们穿透物体,形成自身的拓扑。“电磁情节”将这些隐藏的电波、信号和数码可视化,它拥有自身的图景,引发我们对城市物理空间内其它尺度和层次的扩张潜力的思考。

在“栖息地C3B”里,我们每天都曾置身其中的楼宇空间显得既熟悉又陌生,它无生气,压抑,冰冷。几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职员形同鬼魅如行尸走肉般围绕楼宇走动,周而复始,没有出路,进退不得。相信所有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或多或少对此有所体会。在现代条件下,城市生活日益标准化、同质化,理性化的规制主导着一切,对商业利润的赤裸追求使得空间变得压抑和压制,“生活世界”不断被经济系统“殖民化”。在此需要追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吗?我们还有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吗?如何生活此刻成了一个问题。Dave Ball的录像作品“如何生活(how to live)”颇有思辨气质。它戏谑与嘲弄规制一切的理性和规范程式,颠覆成建制的所谓正常生活,在不经意中勾勒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一个人倒着走路,如同正着走路一样若无其事;靠在河边栏杆休息的人,每隔一会儿就换一件T恤;他在清扫落叶时,不是找一个便利的点,然后把叶子都扫向此处,他把叶子从一边扫向另一边。我们习以为常的场景被扭转颠覆,看起来好似荒诞剧。在“如何生活”中主角手持一个飞机模型,在一个已经废弃的机场内,坐飞翔状,他模拟起飞和降落,专注投入,让人觉得怪异。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去飞机场是为了搭乘飞机,接送亲友伙伴,去一个废弃的机场除了怀旧,还能是什么?去废弃的机场,手持飞机模型,自娱自乐,此刻倒成了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我们到底怎么了?现代社会被分割成无数差异性系统,它们互不相干,遵循各自原则,生活被撕裂成不同场域,零碎,单调。理性、效益和规范成为原则,人与生活世界的天然联系被割裂,作为人类认知和实践源泉和基础的生活世界日益贫瘠和枯萎。试图逾越现有约定共识的生活规范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怪异和不成熟。还有别样的可能性吗?

有一种职业叫园林工人,他的工作是修剪枝叶。在“如何生活”中,一个人坐在长满杂草的灌木丛的台阶边,百无聊赖。他随手抄起一把剪刀,很随意地剪掉杂枝、杂草,把灌木枝修剪整齐。在排遣无聊的过程中一项工作被完成了,工作的异化被暂时抵消了,就此两个互不相关的系统实现了流动,闲暇和劳动的界限,游戏和工作的界限消失了,理性化和差异化被短暂地搁置了,,人的游戏性占了上风,一种新的可能性得以生成。席勒(Schiller)曾写到:“最后再说一遍,人只有当他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才游戏,在他游戏时,他才是完全的人。”此刻,我们暂时从现代的忙碌操劳中逃离了出来,在我们这个休闲和旅游都需要战斗精神的时代,已经有多久我们忘却了人本是游戏的人?断片,反讽,游戏在此构成了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和抵抗。只是现代性条件下也没有了定数,一切皆处易逝的流变中,没有确定,一切都是解释,抵抗往往是它所抵抗对象的帮凶。当代艺术也不例外,它试图抵抗和消解理性的僭越,却会被看做是玩笑和娱乐工业的一部分,它试图严肃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却难逃无厘头之嫌,它反对商业化和批判资本主义,却与资本完美联姻。

在北京的这个炎夏里,如果你恰好来到了今日美术馆,看了“边缘上的城市”,也许你会同来自德国的艺术家们感同身受,也许你会带有不解和困惑,激发一些思索,也许你觉得什么也不是。也许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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