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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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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为当代做点什么?

2010-08-05    编辑:[周杭瑜]


文/陈侗

当我们口口声声“当代”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理解了“当代”,而是指我们很清楚那些是“非当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们对大部分社会文化事物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源于我们对艺术史的认识,尤其是对那些勇于打破陈规的先驱者们的尊敬。不是很了解这一点的人,习惯于将这种由尊敬引发的行为称之为“理想”,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博尔赫斯书店,或者说在它的名义下建立的当代艺术机构,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当今的充满时尚意味的艺术生态范畴。但是,长达十七年的历史以及它没有充分地展示它的效能的现状,又使这种归纳显得不很恰当。2004年,我们为它的十周岁打出了一个口号:以时间反对时尚。这个像是文字游戏的口号表明了一种不合流的态度,同时也暗指我们的行动是源自某些相当个人的精神资源:博尔赫斯的“一个人留下的是他的形象”、罗伯-格里耶的“真正的文学只为少数人开放”和午夜出版社的“不服从”。后者,在上世纪40年代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整个现代文学运动中扮演的孤独者角色,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汇总了我们对当代的所有认识,从哲学观念直到文学技巧,最终引出一个基本问题:艺术是什么?

所以,使博尔赫斯书店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并非个人意志(尽管个人意志能起到控制局面的作用),而是因为有了午夜出版社这样的精神参照。坦率地说,成为一个当代思想的传声筒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个人意志加上一定的经济保障就可以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够让自身的每一个举动都不偏离当代范畴,同时还能丰富我们对当代的认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当代”一词成为了一个挡箭牌或通行证的时候,我们对于自身的行动就愈发谨慎了,而中国的文化根基或土壤往往使得这种谨慎变成了踌躇不前。

2007年9月,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在新址开放,巴黎的杨诘苍夫妇托人带了一瓶香槟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当代艺术”被写成“当代意识”——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换: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也许宽泛的“意识”比具体的“艺术”行为更重要。

在“当代意识”的驱动下,阅读行为将不再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应当是激活创造力;对于哲学的思考将专注于德勒兹的概念的创制,而不是回答“世界是什么?”;文学,它将一直处在意识的层面,同时也被归为一种艺术活动;艺术的各种界限将被打破,它所创造的价值不同于其他新事物的价值,每一次,它都重新回到意识状态,或最终表现出对于回答“艺术是什么”的热情。

我们能为当代——在意识的范畴内就不止是当代艺术——所做的就是对一个已经注满了液体的瓶子加以重新观察。我们不可以再往里面加东西,也不想倒掉里面的东西;我们只能先了解这是一些什么东西,分析其中的各种成分;接着,我们要对它进行描述。假如我们不慎打碎了这个瓶子,我们也不要可惜它,我们可以重新找到一个瓶子,并着手考虑注入之物,究竟注满它还是留有余地。

因此,必须说明一点:中国当代艺术的外部环境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理由或基点。与其说我们也在尝试一种可以被归类的形式,不如说我们更偏重于实践这一形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变得不切实际,徒有其表,而“合作”却在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视野,改进我们的认识。2007年和2008年,我们与让-菲利普•图森的合作就体现出这种合作的意义。从他的一系列举动中,我们不光看到了文本如何成为视觉,我们还掌握了解析这种文学和视觉的方法。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于罗伯-格里耶的近乎绝对的忠诚,不仅没有引起曾经试图摆脱“新小说”阵营的图森的反感,反而促使了他更多地考虑重新将罗伯-格里耶作为精神遗产,换句话说,他谈论罗伯-格里耶比过去更多了。而且,就在罗伯-格里耶逝世消息传出的那一刻,图森想到了“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我们相会了”。罗伯-格里耶的精神作用于我们的时候,既免使我们陷入现实主义的泥潭,又时刻提醒我们不能走向虚无。当罗伯-格里耶重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我”,并说出所有的“是我”时,我们试着也这么去看我们的机构、我们的工作。因此,当我说“博尔赫斯书店是我的一件作品”时,我并不是想把它归到我的名义之下,独享它的“荣誉”。说到底,每一次,每个人,都应当说“是我”,这是与现实主义情结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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