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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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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现代性:抽象与物

2010-08-05    编辑:[周杭瑜]

《现代性与抽象》(艺术研究第一辑)

编者:高名潞、赵璕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第1版

我一直觉得,今日关于当代艺术的研究缺的既不是学术氛围,也不是即时批评,而是深度的理论自觉与思考,所以难得见到一本颇具学术价值和思想担当的当代艺术研究文本。由高名潞和赵璕主编的《艺术研究》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比较优秀的当代艺术理论研究辑刊之一(尽管第一辑才刚出版)。相对汪民安主编的《生产》和李公明主编的《美术馆》而言,《艺术研究》更侧重于从艺术及艺术史内部讨论问题,在此基础上展开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对话。

2009年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现代性与抽象》是“艺术研究”第一辑。本辑分三个部分:一,现代性理论的中国视域;二,现代性与抽象;三,艺术研究译丛。看得出来,其归根追问的还是现代性问题。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当代艺术的研究,毋宁说是关于当代文化政治的讨论。诚如两位主编在“编辑按语”中所说的,面对当下中国艺术这一脸谱化的“本体性”窘境,当务之急的不仅是要重建其“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思考导入到“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之中。

正因如此,笔者建议阅读本书不妨从第三部分“艺术研究译丛”即格林伯格与波德莱尔对于“前卫”的思考开始,再到第二部分关于“现代性与抽象”的讨论,最后回到第一部分关于现代性的不同视角的反思和立场。其实,这样更符合从艺术到文化政治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避免了从既有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去简单套用艺术,因为这样非但开启不出新的思考视野,反而成为我们感觉和理解艺术的障碍。

格林伯格的《前卫与媚俗》是艺术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里,格林伯格对资产阶级向波希米亚的集体性转移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众化媚俗予以了大力挞伐,坚持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或“纯艺术”。在他看来,“前卫艺术为了保持高水准,必须将艺术简化和提升为一种绝对的表现。”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前卫艺术家是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主义的前卫艺术由此脱离了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内在关联,相反,恰恰是为了更深和更有效地介入其中。无独有偶,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与浪漫主义思想》一文中,高名潞重构了以波德莱尔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即浪漫主义及先锋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及其“异化”现实的批判性反思。与格林伯格一样,波德莱尔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甚至认为“现代性造成灾难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贵族性”。不难发现,这里的“前卫”与“审美现代性”、“媚俗”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的是,如果说格林伯格以此是为了更深地介入文化政治的话,那么,波德莱尔显得更为极彻底,在他所主张的“普遍的想象”背后,完全是个人的、非理性的以及非道德说教的,进而将“历史前卫”推向了极致。

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开启了现代主义,而格林伯格的“抽象表现主义”的终结了现代主义,然而,这毕竟是扎根于西方艺术史的脉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7年7月,高名潞立足于中国本土,主持召开了“现代性与抽象”学术研讨会,与人文社会学科界的部分知识分子一道就此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的目的是明确的,一方面通过反思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抽象性,重建中国自我的审美叙事;另方面通过这一重建,对现代性本身展开反省,换言之,以此重建中国自身的审美现代性范式及方法论。比如,其中关于“物”的讨论,认为重提抽象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抵抗现代性及其“物”化的趋势。但为什么还要通过物来传达和体现抽象呢?就此,汪晖对古代的“物”和现代的“物”作了区分,他认为古代的“物”背后有一个礼乐底色和天理基础,但是现代的“物”则是被客观化了的物理意义上的“物”,它与形而上学之间是被区隔和对立起来的。因此,在这里即便是关于物的劳作,也是一种“人文性的劳作”。(刘禾语)不消说,这在本质上已然生成了对于现代性本身的自觉、反省和抵抗。

当然,真正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检讨与重建,还是在第一部分“现代性理论的中国视域”。读过文本以后,我们不难发现,三个文本尽管都讨论的是现代性,但根本观点和立场是迥然不同的。相对而言,高名潞关于“整一现代性”的讨论与汪晖、潘公凯关于“现代性及其事件与自觉”的对话似乎更为接近一点。高站在多元现代性的立场,深刻检讨了现代性的普适价值,在此前提下,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试图建构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在汪与潘的对话中,其更强调的是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这一事件及其抵抗的自觉。认为,不同于西方的是,在这里文化与政治或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之间并不是分离的,更非对立的,而是一体的。因此,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时间叙事转向共时性的空间叙事,从“传递”式的线性叙述转向“遭遇”式的事件谱系,从而生成主体的自觉。毋宁说,这就是汪晖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范式。由此可见,高也好,汪、潘也好,都是站在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展开对中国自身现代性经验的合法性证成或建构。

问题是,文化、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的现代性能否化约?其是否是一体的?高全喜显然并不完全认同高名潞和汪晖、潘公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及观点。他提出,不能把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问题简单地划约为文化问题,这是对现代性的生成机制的一种误读。他特别强调,不可简单地将法德与英美关于现代性的认识等同起来,尽管韦伯、施特劳斯、哈贝马斯等法德思想家对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不乏反思与批判,但英美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就是现代政治,它“并没有搞出一个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至少没有把现代性视为现代政治之攸关问题”。所以,文化认同和个体自觉固然重要,但还须建立在现代的自由宪政和市民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之下。只有这样,文化保守主义方更具实践意义和反思价值。因此,文化与政治更须分殊对待,而非整一化处理。

看得出来,关于现代性的分歧归根结底不在于理论背景、思考逻辑,而是根本立场的差异。我想,这或许是高名潞、赵璕编辑这个文本的初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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