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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投资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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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时间:时钟的演进史

2009-12-22    编辑:[杜晓蓓]

引言:“时间是什么?如果没人问我,我想我知道;如果有人让我解释,我想我不知道。”这是四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名言。为了探求时间的哲学和科学含义,人们不断制出各样时钟,用以发现时间、计量时间。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平民一般用漏刻计时,集会时才敲钟。钟响之后,百姓有一个漏刻的时间到达集合地点,否则就要被罚。如果在第二个漏刻的时间仍然没有达到,则惩罚将加为三倍。那个时候,时钟尚属皇宫贵族的奢侈品,计时也只是个大概数。

2009年5月24日,专业钟表拍卖行Patrizzi&Co在意大利米兰推出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座钟专场”。70件来自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的时计,100%成交,总成交额将近265万欧元(此拍卖行不收取买家佣金),是预估总额的160%。来自卡塔尔、德国、瑞士、荷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的收藏家迅速“瓜分”了所有拍品。

其中,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的鎏金铜陆军元帅骑马自动钟(约1590年制),12.5万欧元,是目前所知仅存的两座类似钟表的一座。这座钟里的人与马均可活动,每小时报时一次,内有单一指针,是由制表大师尼古拉斯•斯奇米特(NikolausSchmidttheelder)亲手制作,曾被收藏于赫赫有名的时间博物馆(TheTimeMuseum)①。本场另一座非常罕见的鎏金铜圣马克石狮自动钟,7.2万欧元,曾经也是时间博物馆的藏品。在基督教中,圣马克象征着一头展开双翼的狮子,是福音传道者。还有一件也是宗教题材,鎏金铜“圣乔治杀龙”自鸣钟,5.8万欧元。从古代到现在,有大量的艺术品描绘了圣乔治杀龙的事迹,圣乔治是西方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他依靠随身携带的十字架的力量杀死了一头代表邪恶的龙,救了公主,解救了利比亚一个深受其害的异教小镇,于是国王和那里的人民都皈依了基督教。

天文钟的制作,格外能反映出人类对时间的痴迷、对机械的崇拜以及对宇宙的探索。来自波兰但泽(Danzig)的鎏金铜银天文大自鸣钟,6.2万欧元,签名“I.E/W”很可能是由约翰•艾奇斯特(JohanEichstedt)制造。钟盘为水平方向,具备万年历、黄道十二宫以及月相功能。它以太阳和月亮在黄道上的位置来表示白天和夜晚的长度,日出日落以及行星运转的图示都能在此看到②。在这些钟表所生产的那个年代,这些时计从未停止追逐人们的想象力。实际上,在西方的概念中,上帝常被比作是一位终极的“制表大师”,而整个世界万物的运转,则是他的“时钟”在起作用。甚至日耳曼天文学家开普勒说“天国的机械并不是某个非凡的存在,而是像一座时钟。”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说:“宇宙运转得如此精准,就像一座时钟,以至于我不能想象怎么会没有一位制表师/主宰者呢。”

音乐钟也是古董钟表的一个精彩分支。在3月16日安帝古伦的日内瓦拍卖上,一架由杰奎•多鲁兹(JaquetDroz)制作的鎏金铜珐琅彩“歌唱的鸟儿”手提鸟笼钟,以16.72万瑞士法郎成交。这架别致的自鸣钟,能走时8天,笼中的小鸟是活动零件,可在整点或半点歌唱报时,也可由人工调控随时报时,小鸟还能唱7个曲调。两周后,安帝古伦拍卖了另一架杰奎•多鲁兹制作的八音盒内置管风琴和音乐柱的音乐钟,12.6万瑞士法郎,这座钟不仅能以两种音色分别在每小时和每刻钟报时,更内置两架管风琴和一个音乐柱。音乐柱上有19个小锤和11个小钟,锤子敲打在小钟上,可以依次演奏出8个不同的曲调,而当时瑞士只有多鲁兹一人有此手艺。

除了军事、宗教、天文和音乐钟,典型的金银器的工艺也融于早期时钟的制作。比如本场此件鎏金铜圣体匣座钟,其金银器的部分制作于约1580年,可以明显看到德国南部手工艺火树银花的繁复风格,令人想起2月底在巴黎拍卖的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SaintLaurent)和其伴侣皮埃尔•贝杰(PierreBerge)的珍藏。其银器专场100%成交。那些耀眼而挺拔的德国银器之光芒,在这件座钟也能看到。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时钟,走时还不很准确,大多也只是有小时与刻钟两个刻度,但制表匠仍然在机械技术上尽量容纳多项功能。由汉斯•格鲁布(HansGruber)为威汉姆(Wihelm)伯爵在1571年定制的塔形座钟,5.7万欧元,就是极好的例证。它同时兼具闹铃、日晷、指南针等功能,还有三层钢铁机芯。外观简洁而不失精工细刻,可谓低调的奢华。这也反映出威汉姆伯爵务实而考究的审美趣味。

诚然,今天人们对钟表早已习以为常,但当它被发明之初,则被认为是现代机械的奇迹之一。中世纪晚期的教堂推进了最初钟表的发展,因为祈祷者和修道士需要准时念诵经文和规律作息,尤其是不想错过清晨的祷告,但那时的钟表非常笨重,像座塔。直到1410年,一位意大利的建筑师发明了第一个上发条的易于携带的座钟,发条的运用大大缩小了钟表的体积,解决了基本的技术问题后,人们开始追求外表的美观。为了取悦皇宫贵族,工匠们纷纷把作为活动零件的小狗、鸽子、狮子、骑马人等等添加在座钟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制造机器人的第一步。

当人们有意识要收藏这些古董钟表,已经是19世纪下半叶了。伦敦佳士得钟表部前任总裁理查德•盖米尔(RichardGamier)曾在艺术收藏月刊《阿波罗》上写道:“19世纪时,‘黄金时期’的英国钟表(约1660-1720)主要是作为古董家具的摆设之一而在市场上买卖。鉴赏钟表主要看其外观,而不注重钟表本身的机械技术和运转情况。后来经过数位收藏家和博物馆的学术推介与研究,古董钟表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收藏门类,并且收藏趣味也从只重视外观转向更看内在技术。”比如,安帝古伦在5月拍卖的一件英国伦敦约1890年制的鎏金铜拱形马车座钟,8.64万瑞士法郎,机芯制作精湛,同时具有月相和三历功能,走时8天。虽然外型没有华丽炫目的修饰,但这确是典型的英国本土家用座钟略显保守而朴素的经典风格。

接下来,几乎整个20世纪都只有欧美的一小群收藏家对此情有独钟,偏重追求制表匠了不起的机械制作,最受推崇的制表大师是托马斯•汤比恩(ThomasTompion)。20年前,一件汤比恩制作的普通座钟大约是3万英镑,现在则至少要30万英镑了。而在2007年格罗夫纳(Grosvenor)拍卖行上的一件汤比恩座钟,是当年威廉国王三世送给意大利弗洛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礼物,卖到250万英镑。其他制表名师,譬如丹尼尔•奎尔(DanielQuare),尼博(Knibb)兄弟,以及汤比恩的助手乔治•格雷厄姆(GeorgeGraham)所制作的钟表,现在价格也在15万英镑左右。当然,市场总在变。21世纪以来,俄国人开始对有更多装饰的华丽的英国古董时钟感兴趣,接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买家也跟进了。

有中国特色的西洋自鸣钟

当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钟表业日臻成熟进入辉煌后,这些时钟被送给德国公爵、意大利王子、俄国沙皇、当然还有中国的皇帝。

早在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献给万历皇帝许多礼物:油画、竖琴、玻璃镜、地图和科学读物,不过让万历惊讶万分的是两架华丽的、能报时的机械钟表,这在中国还从未出现过。古董收藏家马未都曾半开玩笑地说:“利玛窦当年能在北京定居,就是依靠西洋钟表。他告诉皇帝,这东西得有人伺候着,稍一不慎就玩完,所以,他才能打着修钟表的幌子干着传教的事情。”不过,那时的钟表还没有日晷计时准确,更多是作为装饰工艺品来赏玩。阿拉巴马大学教授凯瑟琳•帕加尼(CatherinePagani)说:“明朝皇帝们考虑的并不是‘有了西方钟表,我就可以准时召集会议了。’那时候,钟表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报时,它代表的是地位、权力,以及对一种奇异的、外来的、先进的科技的掌控。”

到了清朝,欧洲为献给中国帝皇而订制的时钟,具备越来越多新颖功能如自动机械及八音盒等,而且大都兼具中西合璧的装饰元素,计时也更为准确。康熙就专门写了一首《咏自鸣钟》诗:“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绦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可见时钟已是这位勤政皇帝安排生活及工作秩序的必需之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全世界收藏18至19世纪机械钟表最丰富的博物馆,现存1000余件钟表。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郭福祥目前正在研究清代钟表,他评论说:“两个国家(英国和瑞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稳定和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不停地研究这个市场的偏好,尤其是对称和配对。成双成对象征着完整和谐,这在单一的产品中无法体现出来。”,“英国人造两个一模一样的;瑞士人则把图案装饰反过来,这十分符合中国人的镜像式和谐喜好。”这一点无论是在自鸣钟还是在怀表的制作上,都明显得体现了出来。中国人在此找到了精神的平衡,而英国和瑞士制表业则找到了成双的销售产品捷径。

及至乾隆年间(1735-1795),“在宫廷需求的刺激下,中国工匠将自鸣钟造得比洋人还好,屡受乾隆的夸奖。当时的广钟和苏钟,就与广做和苏做家具一样,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地域风格。”马未都说。由于广州与西方已建立联系,当时国产时钟主要在广州制造。广州工匠对欧洲时钟多有接触,因此工艺也承袭了画工精细的珐琅钟面,更挖空心思制作各式动态新奇的活动零件,并配合黄金、玉、漆、象牙、宝石、紫檀等贵重物料,务求使每件自鸣钟都能达到金碧辉煌、器宇不凡的高度装饰效果。传教士沙如玉(ValentinChalier)在乾隆初期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具以上。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在乾隆朝,自鸣钟与铜壶滴漏均刊于《皇朝礼器图式》,被共置于交泰殿,但是《清稗类钞》记载:“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日运水斛许,贮其中。乾隆以后,久废不用。”可见乾隆以后,用以计量时间的就只是自鸣钟了。

中国的自鸣钟制造在乾隆年间达到高峰③,所以在拍卖上创高价的也多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2003年香港佳士得的春拍上,清乾隆鎏金铜镶嵌珐琅亭顶音乐钟成交价近550万港元。200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于伦敦制造的清乾隆鎏金铜嵌宝石珍珠“太平有象”钟以950万港元被香港私人收藏,更是创下了当时的清代宫廷钟表拍卖的最高价。2008年5月,香港佳士得推出“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清宫御藏钟表拍卖”专场。15件制作于18、19世纪的座钟,全部成交,共拍出2.81亿港元的天价,成为有史以来最高成交额的一场钟表拍卖会。

拔得头筹的是清乾隆时期在广州制造的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水法音乐钟,以3,952.75万港元被一位欧洲私人藏家竞得,创下中国座钟世界拍卖纪录。精致的珐琅与无数满布表面的人造宝石相映成趣。活动零件简单又引人入胜:每当音乐钟声响起,底座上的欧洲人物群像就会同时起舞;而花盆中也会有一朵花伴随乐声转动。本场亚军是来自英国伦敦十八世纪晚期的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水法音乐钟,由亨利•博乐尔(HenryBorrell)所造,以3,616.75万港元被一位亚洲私人藏家收入囊中,刷新了英国座钟的世界拍卖纪录。此钟乐声响起时,钟前活门随即打开,展现出多艘航行的帆船。这件座钟与佳士得2001年售出的另一件原属一对。当时那件座钟卖了300万港元,这次估价450万至650万港元,没想到竟然达到3,616.75万港元!而接下来的清十九世纪晚期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字音乐钟更为疯狂,估价只有100至150万港元,但却冲高到将近3400万港元才停下来!这件座钟不仅有大面积中国人喜欢的蓝色,还有8个象征中国烟花的轮转烟火。底座处用玻璃做成的瀑布效果,可以让深居宫廷内院的主人感受到一丝自然的气息。另一件清乾隆(约1790年)广州制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报时鸟音乐钟,3169万港元,则以机械构造精细见称,每小时报时所用活动零件不计其数,令人目不暇接:钟前升起一道帘幕,其后展现一双舞者造像;此外更有一只摆动头部的麒麟、不住旋转的树丛、旋转的陀螺,而两旁侧板上亦同时展现水纹图案,其中更有鲤跃其上。“表演”落幕之时,群鸟啼声不止,同时摆动身躯;群鸟头上更有一枝花朵随声转动……还有一件被欧洲私人收藏的乾隆时期广州制造的鎏金铜镶料石转花胡人献宝音乐钟,也以10倍于估价的2950万港元易主,颇为出乎意料。

时钟推进了现代世界的发展

我们很可能知道钟表的发明非常重要,就像报纸、汽车、电脑一样重要。可是,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对于时间的感知,我们人工地把时间切分为重复的小片段,这些都已经在我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我们已经彻底身在其中了,以至于忘了这是一项发明。的确,今天很难想象没有精确时间概念的生活,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但这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Univ.ofBielefeld)的历史学家罗斯(Dohrn-vanRossum)的研究表明,钟表技术的不断改进,时间概念的逐步精确,这些演化都与欧洲的政治、宗教、经济和科技有着微妙而深入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在14世纪到17世纪格外明显。哈佛大学的兰德教授也在《时间的变革:时钟与现代世界的发展》(RevolutioninTime:Clocks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一书中写到,“在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中心的过程中,钟表是一项重要的科技推动。”他在此书中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时钟在宗教传播、工业化、都市扩张等进程中的独特角色。比如,钟表的普遍使用甚至推动了城市中心从天主教盛行的地中海地区转向新教盛行的德国。这正好和新教徒以及资本主义的崛起吻合上了。

时间意识的内化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一,时钟演变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从中可见不同的文化是如何看待时间的,以及钟表在欧洲走向工业化道路上的作用。梳理时钟在整个现代文明进程的演进,也彰显了时钟在机械和审美价值之外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时间博物馆(theTimeMuseum)由实业家、金融家塞斯•G•艾特伍德(SethG.Atwood)于1971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北部的罗克福德(Rockford)建立,是规模庞大的私人时计收藏博物馆,几乎涵盖了整个欧洲钟表的发展史。然而由于家族原因,博物馆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释出一些藏品,但是直到1999年才明确对外宣布要清算整个收藏。时间博物馆于1999年3月正式关闭。日后的四年里,藏品暂时被转移到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theMuseumofScienceandIndustryinChicago)。从2001年1月到2004年2月,共有约200万人参观了这个展览。同时,藏品被分做5次逐步卖掉,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那一次卖了将近1000件时计。最终,整个博物馆的全部馆藏共约1500件藏品,包括日晷、水钟、沙漏、天文仪、家用座钟、怀表和手表等,全部流散到世界各地。这批藏品重新回到市场后,提升了整个古董钟表收藏的行情。
②日、月和主要行星的运行路径都处在黄道带内,古人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把黄道分为十二段,叫做“黄道十二宫”,也是一种用于天文钟表上的表示方法。
③在18世纪深得中国皇室喜爱的时钟主要出自英国。安帝古伦日内瓦办事处主管、钟表专家布朗东•托马斯(BrendonThomas)说,“当时英国制表业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瑞士:英国人是制表业无庸置疑的佼佼者。”虽然英国人最初控制了市场,但欧洲制表业的新锐力量──瑞士却逐渐占了上风。瑞士的一大优势是:他们的制表匠比来自城市的英国同行工资要少得多。瑞士工匠大多是农民,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农闲季节需要赚取收入。不过,为什么瑞士会出现如此多的制表匠?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大卫•S•兰德(DavidS.Landes)的史料研究发现,瑞士钟表业的诞生和发展,与法国的宗教文化有着联系密切。17世纪前,法国的国教虽然是天主教,但由于亨利四世曾于1598年4月13日签署了著名的《南特赦令》(theEdictofNantes),法国王室一直容忍新教的存在。到了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赦令》,取缔了新教,并开始大肆搜捕新教徒,以至于20万新教徒纷纷从法国逃到附近的瑞士日内瓦。而在这些宗教难民中,有许多是技术高超的钟表匠。他们的到来使日内瓦的钟表业在短期内有了跳跃式的发展。18世纪初,日内瓦的人口为2.6万多人,钟表工匠有1000多人,到了18世纪中叶猛增到6000多人。钟表业成为日内瓦最主要的行业。瑞士日内瓦人很早就将钟表业当做一门文化艺术来看待,早在1776年,日内瓦就成立了“艺术促进会”,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设法提高钟表的质量。用“艺术促进会”来研究和提高手表的质量,这在当时的欧洲来讲是一项创举,表明瑞士人在钟表业方面是多么注重文化艺术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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