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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辽代马镫壶

2009-12-10    编辑:[杜晓蓓]

辽代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代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各民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唐末,契丹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公元916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

辽的辖境"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即东到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北至克鲁伦河,南至今河北、山西北部。

辽代陶瓷器是我国北方契丹民族在接受五代时期汉文化的影响后,结合本民族的习俗,创造出来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实用工艺品。这些历史的遗物,既反映了契丹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又反映了契丹民族和汉民族等历史文化的互相影响。辽瓷以富有浓郁游牧生活气息的造型,在我国五代与北宋时期的南北瓷窑所烧制的产品中独树一帜。
辽瓷的造型和装饰是适应人民生活要求和文化传统而生产的。它不仅凝聚了契丹民族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同时反映出契丹与汉民族杂居的生活面貌。辽陶瓷器的造型基本上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种。辽代陶瓷器造型独特且富于变化,这一方面体现了辽瓷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辽瓷的高超工艺和烧造水平。同时,在不断演变和此起彼伏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外来因素使民族形式得到进一步加强,民族传统愈加丰富。在契丹人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吸收了中原瓷器丰富的造型艺术,融入本民族艺术的血液里,构成了辽瓷粗犷、雄浑的造型风格,与中原瓷器安逸凝练的静态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契丹族源于东胡,从它在辽河上游开始崛起以来,一直过着"转涉为时。


扁身单孔式马镫壶

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因此"逐水草,随寒暑,往来渔猎"的非定居生活方式对辽代陶瓷业影响很大,更影响了辽瓷造型和装饰特点。马镫壶就是辽瓷器型中非常有特色的品种,造型别致,形体变化丰富,是辽瓷艺术的精粹。它们源于早期契丹人流转迁徙途中悬挂在马鞍上扁体弧底的皮革制品。


扁身双孔式马镫壶


马镫壶又称马盂、皮囊壶、提梁壶、鸡冠壶,名称的区别皆因形制上稍有差别。是摹仿契丹族传统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保留有游猎生活的痕迹。

一瓷制马镫壶的创烧
在河北临城县祁村1980年8月考古发掘中,发现白釉马蹬壶一件。这是最早的瓷制马镫壶,在瓷窑的考古发掘中出现于邢窑,上部扁形,中间有提梁,流口残失,壶下部饱满,平底,左右两侧有线纹凸起,形如皮制皮囊壶缝合痕,壶前后两面有划花三角纹饰,残高约16厘米。西安唐墓的发掘中也曾出现。
祁村既烧典型的邢窑白瓷,又烧粗瓷。细白瓷属高档商品,专供皇戚贵胄与上层人士使用;粗瓷是供城市工商者与市民使用,这种瓷器经济实用。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相当包容的一个时期,经济贸易也相当发达,历史上就有多国与唐朝有经济往来。邢窑和唐墓所发现的马镫壶局应该是唐邢窑为契丹烧制的贸易产品,同时唐本身也有使用。
来考察,此墓应为辽景宗晚期墓葬,最晚也不会晚于辽圣宗统和初年),墓中出有黑褐釉有盖鸡冠壶二件,都是扁身双孔式。壶作扁体形,上薄下厚,凹底短口,双孔,一孔在鸡冠状中,一孔在口旁是仿照两大皮页中加条幅缝合而成的皮囊形器,针脚甚为逼真。这种是由扁身单孔向扁身双孔过渡的器型。河北迁安上芦村开泰六年(1017年)辽韩相墓所出的绿釉有盖鸡冠壶是扁身双孔式的普通形式。可知此种器式的年代比单孔式要晚。此外,在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辽墓出土的黄绿鸡冠壶,壶为略矮的圆体式,平底,上有管口、双孔和横梁,双孔处已不见凹字形而成为平直

二"官"字款马镫壶
1955年内蒙赤峰西45公里的大营子村发现有题为"故驸马曾卫国公"墓志铭的一座辽代墓葬,其中殉葬品多致千余件。其中白釉马镫壶以及另外几件瓷器,器底刀划"官"字。

三马镫壶形制

壶的样式很多。大体可分为五种,即扁身单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其年代早晚,通常多以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形式多少来区分。

(一)扁身单孔式:此种形式在辽墓中发现的以赤峰大营子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墓出土的为最早。墓中共出有白釉、绿釉鸡冠壶17件,都是扁身单孔式,仅有平底和圈足的不同。壶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有凸起缝合线,系仿照前后两大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的皮囊形状,是辽代早期的形式。

(二)扁身双孔式:此种形式以辽宁法库叶茂台第七号墓出土的为最早(根据墓中出土的干支纪年的漆器状,横梁施绿釉,器身有缝合皮条装饰。由于伴随出土的黄釉把杯与河北宣化天庆六年(1116年)辽张世卿墓出土的相同,可知此壶应是辽代晚期的器式。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有与此壶相同的三彩釉鸡冠壶,当是同窑出品,但横梁已缺失。

(三)扁身环梁式:此种器型以辽宁义县清河门西山村(今属阜新)第一号辽墓(即左夷离毕相公墓,为重熙前半期的墓葬)出土的为最早。墓中所出白瓷鸡冠壶两件,肥瘦微有不同。壶圆形拉坯,捏扁上部,上有管状口和圆体形提梁,下为圆足,器身有附加堆纹皮条缝合装饰,是此种器式的初期形式。又于该地所发现的第二号辽墓(有契丹文清室三年墓志),墓中有绿釉鸡冠壶两件。壶作高身,长管状口,圈足,提梁为指捏纹,器身为皮条装饰,是圆身环梁式的普通形式,盛行于辽代晚期。

(四)矮身横梁式:壶作圆体矮身,平底,上有管口和横曲梁提,器身有皮条缝合装饰,有的底部划刻"官"字款。这种壶与陕西西安唐墓出土的白釉皮囊壶和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官藏中所发现的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比较近似,可知此种器式的渊源较早。但此种器式皆为瓷质,由于器物较少,辽墓虽无明确出土例,其年代确定早期似无疑问。此外,在传世品中有作鸡形者,上有提梁,器身饰以铁锈花,造型十分逼真,比较罕见。底有注水圆孔,从铁锈花考察,应为辽代晚期。


扁身双孔式马镫壶


四辽代主要瓷窑

辽代瓷窑,已知共有七处: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官屯窑;南疆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遗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是辽金时期物品。

(一)林东辽上京窑
在今辽宁省昭乌达蒙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一公里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1940年8月发现,1944年5月发掘。窑场规模小,占地南北约80米,东西约50米,可知烧造时间短,但产品质量很好,在技术上受定窑影响较深。以烧制白和黑釉瓷器为主,少量绿釉陶瓷器。辽上京故城出土有白瓷"官"款穿带壶,当系次窑产品。烧造时间约在辽道宗大康年间(1075-1084年)或其前后。由于所烧瓷器较为精细,而又在皇城内设窑,可以断定它是辽代晚期的官窑。

(二)林东南山窑
在辽上京临潢府故城西南一公里,窑场规模不大,烧造时间不长以烧制三彩釉陶器为主,品质较差。

(三)林东白音戈勒窑
在林东镇西约二公里的白音戈勒村。窑场规模很大,专烧茶叶末绿釉和和黑釉大型粗瓷器。烧造时期最早为辽景宗(耶律贤)初年,最晚为辽圣宗时或稍晚一些,为辽代民窑之一。

(四)赤峰缸瓦窑
在今辽宁省昭乌达蒙赤峰市西南60公里的缸瓦窑屯,1943年发现,1944年6月发掘,是迄今所发现的辽代瓷窑中最大的一个,占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所烧器物以白瓷为主,单色釉、三彩釉和茶叶末绿釉陶瓷器次之,黑瓷残片也有较多发现,但数量极少,均为精品。单色釉中出土有马镫壶。茶叶末绿釉产品中鸡腿瓶的肩部划有汉人"孙"、"徐"等姓氏,也有划"乾宗×年"的年款。此窑为辽代官窑,极为重要,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辽开泰五年)薛映等人使辽,据《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八十八载其行程说:"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薛映等人所至之"官窑馆",即此窑而得名。1975年,在窑址内发现有刻"官"字款的支顶窑具残片,此后又发现有刻"新官"款的完整窑具和残窑具各一件,无疑都证明此窑是辽代的官窑和新官窑。始烧年代约在辽太宗年间或辽世宗时期,直至金元。

(五)辽阳官屯窑
在辽宁省辽阳市东30公里太子河南岸的官屯。窑场面积很大,已被太子河冲去不少。所烧器物以白瓷为主,白釉黑花和黑釉瓷器较少,也烧少量的三彩器。次窑烧于辽代晚期,盛于金代,是当时一个较大的民窑。

(六)北京龙泉务窑在北京市西郊门头沟北6公里的龙
泉务村北永定河西岸。窑场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所烧瓷器以白釉为主,黑釉、酱釉和褐釉器较少,在技术上受定窑影响很深。所烧的白釉精品,可与定窑媲美。据《宋会要辑稿•番夷一》的记载,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二十六日,幽州神武厅直卿兵四百余人来归,山后八军、伪瓷窑官三人,所以授处牌印来献"。可推知此窑为辽代官窑,其始烧年代,大约在辽太宗会同年间及其前后。

五辽代瓷窑结构
辽金窑炉结构,其平面均为椭圆形,立体为馒头形,用耐火砖、石块和土坯建成,前面开一炉门,内有火膛和窑床,后面有4至6个烟道,这些与中原各窑基本相同。

六辽代瓷器与中原瓷器的关系
辽建国以前,契丹人以游牧渔猎为主,制陶、制瓷并无基础。辽代陶瓷工匠,除来自陶瓷业还不十分发达的渤海外,主要来自燕、蓟、河北一带,所以辽代陶瓷业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较深。文献中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文献所记载契丹兵多次掳掠燕、蓟、河北一带汉民的情况可以推知。唐代燕、蓟、河北的定、邢、云三州都有著名烧瓷窑区,著名的定窑、邢窑和磁窑务窑等窑区,也都屡受契丹人的侵扰掳掠。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辽会同八年),"契丹南掠邢、、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新五代史•王郁传》载:"天赞二年(923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赵,攻下磁窑务。"磁窑务即磁窑镇,今山西省浑源的古瓷窑址,当即瓷窑务所在。浑源县始置于唐,属云州。在契丹兵侵扰燕、蓟、河北之地时所掳掠的汉人中,肯定会有定窑、邢窑和磁窑务的陶瓷工匠。由于契丹侵扰定州境内的次数较多,而定州曾一度为辽占领,可知辽代陶瓷工匠当以来自于定州窑区者为多。《辽史•地理志》中京道宜州弘政县条,有"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纤,多技巧"的记载既是证明。

在制作工艺方面,有拉坯、印坯、镶接等成型方法。圆器拉坯用中国传统的右旋陶轧轱辘,与日本陶瓷用左旋转轱辘不同。非圆形器物的部件用印模模塑成型。镶接是把拉坯或模塑的器物部件与器坯粘结起来。在成型方法上与中原地区没有什么不同。此外在辽代塔基和辽代遗址中,也曾发现过绞胎和绞瓷残片,是用黑、白两色瓷土相间揉和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虽不知产自何窑,但其成型方法也与中原相同。施釉方法则根据胎质的优劣精粗和所施釉色的深浅,而有所不同。胎质细白的即挂无色透明玻璃釉,胎质微黄或含有杂质黑点的白釉器,则先施白色化妆土,然后再挂白釉或透明玻璃釉。三彩及单色釉陶器,因胎质松软,呈淡红色,则先施化妆土,次烧器胎,然后再施釉烧成,但也有先烧素胎,次施化妆土,再施釉烧成的,不过其釉层却极易脱落,林东南山窑的产品就是如此。像这种用施白色化妆土来弥补胎质缺陷的做法,中原地区的定窑,在唐五代时期就有此种做法,可知辽窑当时是受了定窑的影响。

辽的白瓷精品,器身全部挂满釉,粗品外底均无釉,有的器物外部挂釉仅及口边之下,有的至下腹部,有的将近底足,釉厚者有的有泪痕或堆脂痕。黑釉茶末绿釉情况大体与白釉瓷器相同。三彩釉及单色釉陶器,外底均无釉,精品多挂釉至底足,粗品则与白瓷粗品相似。辽代陶瓷的挂釉情况与中原地区相比也基本相同。装烧时所用的窑具,有平底、釜底圆筒形匣钵和各式环状装烧具以及耐火砖等,还有线轴状、圆锥状、三爪状、圆球、垫环等支垫用具。因此,在器物的口部有的无釉,有的在器物肩部一圈无釉,有的在内底往往留有3个微小的支钉痕,有的内底或圈足上留有3个至数个疤痕。其中除装烧时不用匣钵,而用耐火砖和器肩一圈无釉用以承担上层器物的叠烧法,为中原所无,其余都与中原大体相同。瓷窑的窑室,也与当时燕、蓟、河北所普遍使用的圆形窑室相同。

正是由中原输入的陶瓷器为辽代陶瓷器提供了新的款式。辽墓出土的中原输入的陶瓷器有越窑、耀州窑和不知窑口的青瓷器,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和定窑的白釉、红釉瓷器等。据《辽史》"本纪"部分的记载,从辽太祖九年(915年)至辽太宗会同六年(943年)期间,吴越王常遣使至辽,除贡献犀牛角、珊瑚或包器外,其中记有"吴越王遣使来贡"者就有9次。再如,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辽言和,两国使臣往来不断,《续资治通鉴长篇》说,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宋朝赐契丹使节的物件规定:凡契丹使辞日,"将发,又赐银饼、盒盆、沙罗、注碗等",其中的"注碗",很可能就是瓷器。不难看出,辽墓中出土的中原地区的瓷器,有可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朝廷作为礼物的馈赠品,有的则是从中原贸易而来的商品,所以从辽代陶瓷的造型和装饰花纹可知辽窑是受北宋境内瓷窑的影响,辽瓷花器是受定窑的影响,白釉、翠绿釉的釉下彩黑花器,是受磁州窑的影响。但赤峰白釉划花填黑器,却不见于河北地区瓷窑产品,可能是辽窑所独创。至于契丹形式的陶瓷器,则是陶瓷工匠适应辽代特殊学要创制的陶瓷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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